上海租界历史

上海租界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作为西方列国与满清民国间的商贸和宗教输出的港口，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南京条约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6名助手来到上海。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宫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自己可担待不起。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1843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英国领事也在酝酿着扩大租界面积，并谋求更多权力。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11月，中英双方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避难华人涌进租界，这给洋行商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很多从事贸易的洋行生意清淡，他们正好利用闲散的资金在洋泾浜沿岸造了800多幢简易住宅，供中国难民居住，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人口和大笔资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现了繁荣景象。租界内土地、房屋价格暴涨。其中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间，平均涨幅高达200倍。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机，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上海租借旗帜

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也有称《上海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54年7月，英法美3国成立联合租界。186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 在租界中，外国人投资公用事业，兴学办报。租界当局负责市政建设，颁布一系列租界管理的行政法规。租界也成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制度的一个窗口。

上海租界时间表

1840年—1854年

1840年6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6月 英军攻入上海

1842年8月 《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签定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1843年11月14日 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

1844年7月 《中美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望厦条约》）签定

1844年10月 《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黄埔条约》）签定美国及法国获得与英国相似的在华特权。

1845年11月29日 《上海土地章程》公布，正式确定了第一块租界的范围，计830亩（约553278平方米）

1848年11月 英国将租界面积扩大至2820亩（约1879812平方米）

1848年 美国开始在虹口地区购地，造成租界事实

1849年6月 法国建立租界，面积986亩（约657267.6平方米）

1854年7月11日 成立租界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MMITTEE），不久更名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中文名为工部局

1857年—1941年

1857年 法租界成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62年 美英租界合并

1862年 法租界“管理道路委员会”更名为“公董局”（CONSEIL MUNICIPAL），职能与工部局相似

1862年 大英自来火房(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于1865年供气.

1881年 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3年供水.

1881年 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开始兼营市内电话业务.1882年由英商德律风公司接办.

1882年 英商上海电光公司成立

1893年 美英租界面积扩展至10676亩（约7116621平方米）

1899年 美英租界正式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并再次扩展到33503亩（约22333099平方米）。

同年 法租界扩展至2135亩（约1423191平方米）

1914年 法租界扩展至15150亩（约10095990平方米）

1941年12月 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不久，美英和法国向中国政府交还租界。

上海租界纪年表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经同英国领事巴富尔多次谈判后，公布了《土地章程》，规定将上海县城之北的一片土地作为来沪英商的居留地，面积约830亩，此为上海租界开辟之始。这块英商居留地东依黄浦江，南临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界未定，将近10个月后，确定西以界路为界，居留地面积增至1080亩。

1848年3月8日，麦都思等3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违反清政府关于“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擅自到离上海县城90里的青浦传教，同当地运送漕粮的水手发生争执，酿成“青浦教案”。英国领事阿礼国借此大做文章，以停付关税、封锁北上的漕运粮船等要挟上海道台和两江总督，清政府屈服，对所谓的肇事水手处以严刑，并将上海道台咸龄和两江总督李星沅革职，还向英方赔银300两。清政府在外国列强恫吓之下表现出的软弱无能，使外国列强得寸进尺。阿礼国在处理青浦教案后即向上海道台提出扩充租界的要求，新任上海道台麟桂很快允诺，于1848年11月27日发出布告，宣布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厂推至苏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推进到周泾浜，由此租界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达2820亩。

1846年，美国政府指派旗昌洋行商人吴利国为第一任驻上海代理领事。1848年12月，又指派另一名旗昌洋行商人祁理蕴任美国驻沪领事。此时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已在苏州河北岸租地造屋，并于1848年通过向上海道台吴健彰交涉，将虹口地区划作美商居留地。法国政府于1847年1月任命敏体尼为驻沪领事。敏体尼到上海后，先是让法国商人雷米于1849年年初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接着又迫使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将上海县城北门外英租界南面一处土地作为法租界，其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约986亩。1861年8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借口法国皇家邮船公司为开辟法国至上海的航运业务，要在上海租地造屋，照会恭亲王奕訢，要求将县城外小东门黄浦江一块土地租给皇家邮船公司。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奕訢怕列强再寻事端，便通知江苏巡抚命上海道台迅速妥为办理。10月30日，上海道台吴煦发布告示，同意将小东门外37亩土地出租给法商。

美租界辟设后，其界址一直没有划定。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时，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与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界址，但未树立界石。后在1873～1893年的20多年中，清政府与美方就熙华德提出的重新划定美租界界址一事多次进行交涉，直至1893年，经上海道台、驻沪领事团所派代表会同工部局工程师实地勘察，于6月基本上按照熙华德线划定了美租界新界址，7月22日，上海道台聂缉椝正式批准。这次界址划定，确定美租界面积为7856亩，使公共租界总面积达到10676亩。

两年后，工部局又以租界内华人人口剧增，大量工厂创设为由，要求继续扩展租界，虽遭到上海道台蔡钧严辞拒绝，然总理衙门在公使团和驻沪领事团的压力下屈服，命两江总督办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美国人福开森与随员余联沅为代表，会同上海道台李光久与驻沪领事团会商租界扩充问题。1899年5月8日，公共租界扩充界址商定，新的四至为：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此次扩张，净增面积22827亩，公共租界面积达到33503亩。

在公共租界当局进行扩界交涉时，法国驻沪领事也积极进行扩展租界的活动。1898年年初，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照会上海道台蔡钧，要求将法租界扩至八仙桥、浦东和吴淞，遭蔡钧断然拒绝。当年7月，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上海民众有17人惨遭法国军队杀害。在解决善后问题交涉中，法方又重提扩界要求。为保全四明公所，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上海道台蔡钧原则同意扩界要求，于1899年6月议妥扩展的界址，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新扩面积1112亩，法租界总面积达到2135亩。

越界筑路是租界扩展的另一种方式。早在19世纪60年代，租界当局为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租界之外修筑了几条军路，此后越界筑路数量和范围逐渐增加和扩大，从1862～1925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之外越界筑路41条，面积达5万亩。法租界自19世纪60年代从上海县城西门至徐家汇筑成军路后，越界筑路数量也日见增长，仅1900～1914年，越界筑路20多条。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提出界外马路警权问题，企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袁世凯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1914年4月，外交部江苏交涉员杨晟同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以法租界当局驱逐在法租界活动的革命党人为条件，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从而使这些越界筑路区域成为事实上的新租界。通过这一方式，法租界及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达到15150亩，为1849年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

法租界扩界成功，更刺激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扩界欲望。1914年5月，工部局也提出扩界草案，欲将沪宁、沪杭铁路之间的大片土地划入公共租界范围。仿照法租界扩张协定，扩界草案也包含了允许中国政府在公共租界内逮捕、引渡革命党人和允许建立一个供工部局咨询的华人顾问委员会等内容。这一扩界草案披露后，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愤慨，北京政府也顾虑扩界要求过大而未予批准。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不想对中国政府施加太大的压力，才使此次扩界未有结果。尽管如此，工部局仍通过越界筑路使受其控制并征收捐税的区域面积达到4.7万亩。

上海租界开辟初期，来沪的外侨数量有限，1845年年底，英租界内仅有外国侨民50人，两年后增加到134人，1848年为159人，1849年为175人，1850年为210人。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克南京和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华人为避战乱涌入租界居住，对此英国驻沪领事和清政府上海地方官虽曾竭力将华人驱赶出租界，企图恢复原先租界“华洋分居”的格局，但终因遭外商的反对而承认既成事实。“华洋杂居”改变了租界原先的人口结构，同时也使租界人口剧增，1853年租界人口即超过2万人。1860年和1862年太平天国军队进攻上海，租界内华人数量一度猛增到30万和50万。太平天国失败后，租界内人口有所回落。1865年3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进行了第一次人口统计，结果为：公共租界有外国人2297人，华人90587人；法租界有外国人460人，华人55465人，两租界共有中外人口148809人。由于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没有统计在内，不少华人担心多报人口会增加税收负担等原因，故实际人口远超过此数。人口统计表明，公共租界内外国人来自英、美、法、德、俄等18个国家。25年后，即1890年，外国人没有明显增加，华人则增加不少，时公共租界有外国人3821人、华人168129人，法租界有外国人444人、华人34772人。又20年后，即1910年，租界人口无论外国人还是华人均有较大的增长，公共租界外国人为13526人、华人为488035人，法租界外国人约1476人、华人114470人。1925年公共租界有1137298人，其中外国人37758人、华人1099540人；法租界共有297072人，其中外国人7811人、华人289261人。到193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13920人，超过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伦敦。至1936年，公共租界人口已超过118万，其中华人超过114万。同年法租界人口总数则接近50万，其中外国人为23398人。

在沪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曾多达56个国家，其中英国侨民数量自上海开埠到1910年一直占首位，1930年时达到高峰，为8440人，其中公共租界6221人，法租界2219人。日本侨民后来居上，1880年时才168人，1890年为644人，1900年为736人，1905年猛增到4331人，1910年后其人数超过英国侨民，居外国在沪侨民之首位，1927年时达到25827人，占上海外侨总数的47％。

来上海寓居的外国侨民，大部分出于经商贸易和传教等目的，也有一些国家的侨民出于种种特殊原因来到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俄侨来到上海，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政权更替的影响及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等原因；1938～1941年近2万名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籍犹太难民进人上海，是为了逃避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残酷迫害；而相当一部分韩国人来到上海，则同他们将上海作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海外重要基地之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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