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民黨成長史

2022-12-27 07:05:13　来源: 棠棣说史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早在1854年7月，一心想保持法租界独立地位的法国人，对上海英、法、美三国租界修改《土地章程》、统一行政权力一事就颇为勉强。

但鉴于当时驻沪法军力量单薄，无法在中国政局动荡之际为其侨民作后盾，他们不得不在“原则上”接受由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的上述建议，以等待法国政府的正式批准。

然而，这个法国人自认为“不可补偿的牺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就在工部局宣告成立之时，英、法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

1、英法列强矛盾的激化

1854年7月7日，法舰舰长鲍德安(Baudean)应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赐德龄(James Stirling)将军的邀请，偕同英舰舰长奥加拉汉(Ocallaghan)、美舰舰长卜扑(Pope)入城与小刀会交涉，要刘丽川和陈阿林发布通告，禁止其部下持械穿越租界。

同时约定，通告发布前应经外侨当局审阅。

然而，当一份经多次修改并最终为赐德龄将军所接受的通告底稿送至法方时，法国人震惊地发现，通告禁止持械经过的地区居然仅限于洋泾浜以北租界，而把位于洋泾浜南岸的法租界完全排斥在外。

法国驻沪领事爱棠当即代表鲍德安及其本人向赐德龄提出抗议。

然而，赐德龄表示，这份通告虽然不够完美，但他倾向于同意，“因为它比较接近大家的要求，而且要一个更完备的，也是有困难的”。

以后，虽然由于爱棠的坚决要求，赐德龄向小刀会领袖提出了修改通告的交涉，但因遭到对方的拒绝，通告最后还是照原样发布了。

这件事使刚刚宣布联合的三国租界一开始就蒙上了分离的阴影。

7月18日，工部局为编制征收地产税所需的地籍册，致函各国驻沪领事，要求转告租界内各租地人于7月26日前将地价报告工部局。

同年10月，阿礼国试图运用《土地章程》为其侨民的土地议租权作辩护。

为了切断城内小刀会的粮食、军火供给，当时法国人应中国官方的要求率先在界内筑起了围墙。

但英国驻沪海军对此事却始终持保留的态度。

12月13日，正当驻沪法军与小刀会激战之际，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痛心地”发现，在英方管辖的洋泾浜北岸，已被小刀会推倒的围墙始终没有被重建的意思，相反，在原经法方同意拆毁的泰勒氏桥（即郑家木桥，约当今延安路、福建路口)处，却架起了一座小桥，成为与城里往来的通道，而守卫在那里的英军竟对此“熟视无睹”。

怒不可遏的爱棠当即致函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表示抗议：

决不容许“这种有失体面的事情，让法国公开宣布的敌人在英国国旗和岗哨的面前，并得到他们的保护来进行军需的补给”。

当月月底，他在一封给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的信中写道：

“英国（海军）当局竟然选择这样的时候和我们分道扬镳，一方面是在同盟条约（指当时英、法联合进攻俄国克里米亚一事)签订之后，另一方面正是面临危难的时候，这证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退出市政联合组织，我们在这个组织里未见其利而只蒙其害。
当我考虑到在这个以投票多寡决定一切的上海商业集团中，盎格鲁撒克逊分子在利益和数量上所占的优势；特别是当我想到正在滋长的尔虞我诈的心理，想到愈益增长的宗教对立，想到作为他们喉舌的英国报纸的态度，想到两位领事无法迫使该报对我们保持一个可以接受的中立态度，我就不禁意识到今后需要有所防备，而最好的防备，毫无异议，是法租界的独立和分离。”

2、公董局的设立

其实，早在此前，为了维护法国的在华利益，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已向他的英、美同僚提出了修改《土地章程》的要求，但无结果。

为此，12月24日，他向外交部长德鲁安表示：

“由于所期望的利益未能得到”，请不要批准“这个如此不平等，如此有损我国利益的契约”。

在他的授意下，爱棠对这个形式上由三国公使签署的章程丝毫不予理会。

1855年3月，工部局邀请英、法、美三国领事开会，讨论工部局的地位及其所属捕房是否取消的问题。

为了维持法租界的秩序，1856年6月，爱棠开始在界内设置巡捕房。

为了解决法租界的市政经费，1857年3月11日，爱棠在领事馆召集界内租地人会议，决定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由全体租地人按其产业价值纳税支付一切道路费用。

到50年代末，由于英国人对洋泾浜南岸发生的这一切始终保持沉默，在法国人的眼里，法租界的独立似乎已为它的邻居所承认。

然而，就当法国人这样认为的时候，60年代初，工部局和英、美驻沪领事的公函接踵而至，一再催促爱棠在法租界实施《土地章程》，甚至勒令他在该章程上签字。

为了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1861年4月，工部局还直接致函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请求协助。

原来，1854年修订的《土地章程》和根据该章程成立的工部局始终未被西方各国政府批准。1860年以后，为了抵御太平军的进攻，洋泾浜北岸正在酝酿一项有关租界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以争取其母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而法租界的单独存在无疑会妨碍这项计划的顺利实现。

但是，自认为在租界行政权力的统一过程中“未见其利而只蒙其害”的法国人，已不想再为他们的邻居作出“牺牲”了。

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不断有法国军队驻守上海，法国人决定“收回”当初被迫“自动放弃”的权利。

1862年3月31日，作为洋泾浜北岸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英租界租地人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合并英、美租界。

当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把这一决定通知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时，爱棠已接到公使馆的指示，同意他提出的在法租界组建市政机构的计划。

爱棠不耽误时间，立即于4月29日在界内贴出了一份领事馆布告：

本领事谨通知本租界居民，兹根据和中国先后签订之两条约规定的管辖租界之权利，为谋求法租界内之秩序、安全和公共福利，特设立公董局董事会，由董事5人组成，受全权委托，处理并掌管租界内之一切事务。

3、英美两国列强对法国的抗议

5月5日，由爱棠主持的界内租地人会议在法国领事馆举行。

会上，5名新任命的董事分别与大家见面，得到大家的一致承认。5月9日，公董局董事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讨论界内行政管理事宜。捐税的征收和巡捕房的整顿成了董事们首先关心的问题。

然而，5月13日，当爱棠将成立公董局一事正式函告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时，遭到了对方的抗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样一个机构不仅能够在您管辖的范围内办很多事情，而且也能为上海县城和其他租界办事。但说到这个措施是否恰当，恕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了，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条约国同意的上海“地皮章程”，该项章程自签订后从来未有过修改或取消。

1866年3月，洋泾浜北岸召开租地人会议，讨论新修订的《土地章程》草案。鉴于洋泾浜南岸领事与公董局之间因缺乏一个明确的租界组织章程而刚爆发过一场权利之争，主持会议的美国领事熙华德，首先对公董局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挑战，表示：他希望看到两个租界的合并，看到两个分立的市政机构“合为一个统一体”。

接着，租地人和《字林西报》对因不愿在法租界实施《土地章程》而拒绝参加会议的法国领事白来尼发起了猛烈攻击。

与此同时，英国驻沪领事温思达则通过英国驻法大使考利直接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交涉，认为法国领事对居住在法租界的外国侨民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国制度，这是“令人不安的”，“不适当的”，要求两国政府取得一致意见，使法租界与洋泾浜北岸的租界合并。

但是，法国政府坚定地拒绝了所有取消公董局、合并法租界的建议。

为了防止法租界内部再度发生权力之争，一个由法国外交部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起草制订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并于7月11日由白来尼在上海公布。该章程共18条，分别对公董局的组织办法、选举与被选举人的资格、公董局的职权、领事与公董局的关系等作了具体的规定。

9月29日，一个按该章程产生的公董局董事会正式宣布就任。

《公董局组织章程》的颁布招来了英、美等国领事的抗议。

普鲁士驻沪领事甚至把抗议书在报上公开发表。虽然这些抗议并不能阻止公董局行政事务的进行，但白来尼认为，为了避免由此引起的种种麻烦，与各国领事取得协调一致还是必须的。

1868年4月14日，在公董局换届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经与有代表驻京的各国领事就修改各国最为反对的该章程第16条的意见进行协议之后，白来尼公布了重新修订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并于次年得到驻京列强的正式认可。

新章程第16条删除了原章程关于：

“任何外国法庭或审判官，如未得法国总领事之核准，及其所辖巡捕房之协助，不得出票在法租界内拘捕各该管之外国人”的规定，改为“凡由别国司法官厅所发的逮捕状、判决书、扣押令等应在法租界内执行者，除有紧急情况之外，概应预先咨知法国总领事或巡捕房总巡。该总巡应派出所属巡捕1名或多名，会同持有逮捕状或判决书的人前往执行；遇有必要时，当以实力援助”。

以后，虽然洋泾浜北岸又曾一度提出合并租界的要求，但法租界的分离毕竟已为各国协议所确认而不可改变了。

4、英美租界的合并的缘起

1848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与上海道台口头商定的美租界地处虹口，但并无明确的界址。

由于它远距县城，且有苏州河的阻隔，不如英、法租界地理位置优越，西人居户一直较少。至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人们所能看到的西人建筑，主要是圣公会的房产、上海船坞、几个码头和几家供水手娱乐的酒食处所。

名义上是三国租界行政机构的工部局，似乎始终未把这里的事务放上议事日程。在西人看来，虹口是“租界中的辛黛莱拉(即灰姑娘，外国童话中受继母虐待的美丽姑娘)”。

1860年以后，为了抵御太平军的进攻，西方各国加强了对上海租界的防务。但当时的防务主要集中在苏州河以南的英、法租界，虹口美租界内没有固定的驻军。因此，1862年初，当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的消息传来时，居住在这里的传教士和商人决定自己组织防卫。

1月16日，美租界的全体侨民在文惠廉家举行会议。成立“虹口防务委员会”，负责界内防卫事宜。

然而，虹口防务委员会很快发现，光靠这样一支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要在整个虹口租界设防，至少得有200名正规军。

为此，他们向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发出了派兵的请求。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尽管何伯对他们的请求“非常同情”，并亲临视察，答应先从一艘俄国船上调派几名哨兵驻守虹口通江湾的道路，但部队的影子迟迟未能见到。

于是，1月25日，虹口防务委员会在向全体侨民会议作出工作报告之后，提出了他们的辞呈。

他们要求会议授权虹口防务委员会致函上海租界防务委员会和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请其在承担原有的防卫任务外，担负起租界这一边的防务。

主持会议的金能亨对防务委员会的意见表示赞同。

会议一致通过防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向上海租界防务委员会和英国海军当局陈述他们的请求。倘若上海租界防务委员会接受他们的请求，他们将把已征得的经费移交该委员会支配，并用于虹口租界的防务。

同时，会议根据防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该委员会雇用的5名巡捕交工部局巡捕房管辖，并请该局指定他们到美租界任职，其费用由虹口外国侨民供给。原有的巡逻队改组后继续执行巡逻任务，并将由一个新的委员会专门负责。会议同时接受了防务委员会的辞呈。

上海租界防务委员会同意虹口侨民提出的请求，决定承担起这一地区的防卫责任。

5、英美租界正式宣布合并

1862年3月31日，上海英租界租地人年会在英国领事馆举行。

会议正式通过议案，同意将虹口的美国侨民居留区并入英租界。为了实施这一决议，租界当局积极谋求划定美租界的具体界址。

1863年6月25日，经反复磋商，美国领事熙华德和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章程，规定美租界的界址如下：

西面从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约当今西藏路桥北堍起)，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沿杨树浦向北3里为止，从此向西划一直线，回到护界河对岸的起点。

同年9月21日，两租界正式宣布合并，一般称为洋泾浜北首外国租界，以区别于洋泾浜南岸的法租界，也习称公共租界。

英、美租界的合并既是出于抵御太平军进攻的需要，同时也是在上海的西方商业寡头们妄图建立“独立共和国”的重要步骤。

6、英美列强的“自由市计划”

1854年，面对急剧动荡的江南政局，上海英、美、法三国租界修改《土地章程》，成立工部局，从而在“自卫”的旗帜下，给应邀前来武装登陆保护其侨民的外国军队披上了所谓“合法”的外衣。然而，上海西人的这种举动，并没有得到其母国政府的承认。

1855年5月，出于对侵华全局利益的考虑，英国政府明确批示驻华公使包令，同意其给英领阿礼国的训令，着即通知中国当局，英国并不支持工部局这种“自动组织”。

可是，这个来自大不列颠的批示似乎并没有对黄浦江畔的商业寡头们产生实际效力。在他们看来，“当地实际情形的需要，实较强于远在另一半球的坦白胸襟”。

在他们的支持下，工部局非但没有解散，相反在违反条约的情况下日益发展起来。然而，母国政府的态度毕竟使这个“自治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损害。不少西人拒绝服从工部局的政令，认为它的发布者是“一个没有明确的合法根据的团体”。

不少西人不愿缴纳未经他们个人赞同的捐税，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构成租界特许状的地皮章程的颁布并不是由他们应当服从的一个权力机关所做的”。

于是，到60年代初，随着太平军的东征和租界防卫任务的日益加重，为工部局寻找一个“合法”的定位，成了阿礼国的继任者们频感头痛的事情。

1861年6月26日，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致函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

工部局设一局长，由侨民选举产生，但局长及其下属职员的薪俸由中国政府拨给，以免受选民制约。会议时，局长任主席，如出现赞成票与反对票票数相等的情况，他有权加投决定性的一票。局长掌管财政、地产、警察和港务，并有权征收捐税，以应路灯、疏沟、道路等需用。

麦华陀的这个方案，无疑是受到当时中国海关聘用外国人担任税务司的启发，想以此为他的前任留下的“杰作”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然而，正当这个方案酝酿时，形势的变化已使上海的商业寡头们提出了一个远非麦华陀所能想象的狂妄计划。

1862年上半年，太平军对上海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当时的清政府几乎已丧失了对上海的防卫能力。幸亏有英法联军的干涉和华尔洋枪队的参战，才最终迫使太平军退至距上海周围30英里以外的地区。

上海的商业寡头们顿时狂妄不可一世，称：

“中国人具有普通人的肌肉和体魄，但是他们除能辨别银洋的叮当之声外，仅仅具备儿童的智能罢了。我们只能把他们当作儿童看待，因而必须保护受大法院监护的未成年人，经办他们的事务，管理他们的资财。这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严肃而神圣的信托。”

他们甚至公然叫嚣：

“这一带地方，既然拥有如此丰富的物质要素，其人民又能辛勤劳动，如果将其置于一种统治之下，既有能力保护和平的居民，又有能力惩罚强悍的分子，它将变成一种何等壮丽的地方？”

1862年6月20日，由上海西人头面人物金能亨等人组成的上海租界防务委员会正式向工部局提出了改上海为自由市的要求，即将上海县城及其郊外附近地带置于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英、美、法、俄四国保护之下，由中外产业所有人选举组织一强有力的政府，产生安全有序的效果，成为中国第一城市。

自由市计划的提出，立即成为上海西人在《北华捷报》上议论的中心话题。

由于英国驻沪领事的反对，狂妄的自由市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然而，麦华陀对自由市计划的不予支持，并不意味着他想改变已在黄浦滩头建立的“自治政府”的性质。

7月16日，即在给工部局复函的第二天，他致函上海道台吴煦，拒绝对方请其协查租界内华人人数以便征税的要求。

9月8日，租地人大会开始讨论经工部局补充修改的麦华陀改革方案。

但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上述态度仍然未获得英国政府的赞同。

英国政府的态度为美、法等国所赞成。在母国政府的反对下，麦华陀不得不收起他的改革方案，而他的后任则于1863年6月12日与上海道台签约，规定由工部局向界内华人征收20%的房捐，其中一半作界内巡捕经费，一半归上海道充会防军饷。

然而，在上海的西方商业寡头们并未因此放弃他们建立“独立共和国”的努力。

1863年9月21日，在金能亨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作为组建“独立共和国”的重要步骤，英、美租界正式宣布合并。

面对上海西人乘太平天国战争进行之际试图改变租界性质的种种举动，英、美公使颇为担心。1864年，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议下，北京公使团开会讨论上海租界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上海租界应按以下5项原则重新组织：

1.租界当局的权力必须由各国公使直接商之于中国政府。
2.此项权力不得超越单纯的市政范围。
3.确非为外侨所雇用之华人，应完全归中国官员管辖。
4.各国领事仍各自管辖其侨民；租界当局只能拘捕违反治安者，并将其移交该管之中国官员或外国领事处理。
5.市政机构中应有华人代表，凡关系中国居民利益的措施，应先向其咨询，并得其同意。

公使团关于改组上海租界的原则，无疑给上海西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们见组建“独立共和国”的企图始终无法如愿，遂决定乘《土地章程》修改之机，力图造成一个事实上的“自治政府”，以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文完）

上海独立勋章授勋仪式2024年4月7日星期天在纽约举行。在授勋仪式上，上海民族党创党党员、资深党员张会来、吴军、王礼进和孙寅四位获得金色和银色上海独立勋章各一枚，上海民族党资深党员曹艾莊和徐思远获得银色上海独立勋章各两枚和一枚。他们都是居住在纽约地区的上海独立运动人士。居住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色和银色上海独立勋章得主，已经或将获得授勋。

此次授勋仪式的相关新闻图片在推特发布：https://twitter.com/heanquan/status/1782938318130319566

同时在上海之声 YouTube 频道也作了备份：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ZMWvKwk0Q&t=13s

2018年元旦在 YouTube、Twitter公开宣布筹组上海民族党。

2018年7月18日包括中国大陆党员在内的51位创党党员的上海民族党在美国纽约州完成注册。上海民族被发明。

2018年8月10日在《世界日报》（纽约版）首页刊登广告公开宣布上海民族党成立。

2018年12月10日香港《苹果日报》发表对上海民族党的专题采访报道。

2019年8月23日上海民族党与美国维吾尔协会在美国国会大楼共同举办华盛顿独派大会，包括图伯特、南蒙、香港和诸夏等独派人士应邀参加。

2020年6月18日，在美国成立的「上海民族党」于纽约时代广场举办特别的颁奖活动，将「加速中国崩溃奖」授予习近平。

2021年疫情期间在美国本土48州的州议会大厦前宣传上海独立运动。

2022年2月26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二天，沪民党党员进入乌克兰声援反侵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发表相关采访报道。

2022年4月2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著名记者 James T. Areddy 采访撰写的题为《上海封城催生上海独立运动》的英文专题报道。

2022年7月18日以捍卫人权保护上海文化为宗旨的沪裔美国人协会在纽约州完成注册。

2023年4月2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上海独立运动专访一周年之际，为庆祝上海独立运动五周年，在世界著名地标纽约中央公园展示上海、维吾尔、图伯特、香港和诸夏共50多面各民族国家的国旗。

2024年1月16日发表上海独立备忘录（2024），提出以上海居民（村民）小区为沪独干细胞上海市民自发成立小区自治委员会的沪独理论。依据：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居民自发成立以小区或大楼为单位的食品物资团购自救组织并非个例，证明上海居民在排除共产党和政府专制统治之后，有能力进行自救和自治。

副标题：第六个现代化

鉴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受到包括大多数民运人士在内10多亿中国人的普遍赞美和拥护并视为他们的祖国，以推翻中共实现民主为共同诉求的大共同体将毫无悬念地继承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无法避免是我走上沪独之路的基本判断。

根据上述基本判断，建构以上海人民和工作居住在上海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一起组建2500万人口规模的自治型小共同体（取名为上海民族），比成为中华民族超级共同体的五十六分之一（人口比例计算）天天吃草挤牛奶割肉出血还被骂吝啬小气自私占了全国人民的便宜更符合上海人民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保障自由和人权，保障私人财产和免于恐惧，追求幸福的自由，实现和捍卫民主法制，充分行使住民自决权等权利。

一、上海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容剥夺

无论现在被中共专制政权统治，还是将来可能被其他中国的专制集团统治，剥夺2500万上海人民当家作主权利都是恐怖行为，都是反人类罪行。任何未经上海人民授权的中国统治者都是非法政府，上海人民保留任何时候以任何手段推翻中国专制统治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是嗜血成性的恐怖组织，是屠杀了亿万各民族人民的反人类犯罪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极权专制政府，是中共恐怖集团的国家形式，是屠杀人类的打手和工具，中国政府等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由共产党建立并欺骗和胁迫中国人民拥护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极权专制国家。中国人民是被中共恐怖组织挟持的人质和奴隶，中国人民从未以任何形式授权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代表并行使他们的权益。因此，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机构，中国政府在上海的各级机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未经上海人民授权并对上海人民进行残酷迫害的非法组织。

沪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驻沪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恐怖集团成员，他们不是上海人民的一员，更不能代表上海人民。

上海独立运动不承认不接受任何上海人民被中国政府胁迫而作出的协议或投票结果。

上海独立运动不承认中国民运组织等政治团体与中共专制政权任何形式的联盟或联合政府的合法性。任何中国民运组织、法轮功等中国人政治团体与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协议或声明都视为非法。

上海独立运动反对中国民运组织等中国人政治团体以反共实现民主的名义建立的旨在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衣钵的政治组织和中国临时政府。

二、在适当的时候效仿北美的英国十三殖民地人民发动独立起义

上海黄浦、徐汇、长宁和普陀等一十六个区和江苏安徽上海飞地的人民在适当的时候，将效仿当年北美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人民发动独立起义。上海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上海人民的共同财产不愿也不应该上缴给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

遵循无代表不纳税原则，上海人民自1949年以来只有被迫向中央政府缴纳高额税赋的责任，从来没有选举代表上海人民利益的民意代表和选举上海政府官员的权利，所以上海独立运动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上海实行独立建国，不再向中国中央政府交公粮。

三、上海共和国将由黄浦、徐汇、长宁和普陀等16个自治区组成

上海独立起义将由上海16个区的4588个居委会和1558个村委会的居民和村民自发成立小区（村）自治委员会开始。各小区（村）自治委员会以所在小区（村）的名称命名，由该小区（村）居民投票选出小区（村）自治委员会。上海小区（村）自治委员会是上海独立起义的基本粒子和细胞，也是民意和民权的基本单位。

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小区（村）居民自发成立团购小组的经验可以照搬、学习和效仿。

小区（村）自治委员会的功能有，成立小区（村）民团，保护小区（村）居民村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小区（村）内治安。成立小区（村）团购小组，采购食品物资，维持居民村民正常生活。成立医疗小组，负责救护和医疗居民村民。成立小区（村）运输队，负责运输物资和运送人员伤病员。成立对外联络小组，负责联络附近小区（村）自治委员会和上级自治街道（镇、乡）委员会。选出自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若干，各功能委员若干，小区（村）代表若干。征集小区（村）义工若干。

由6146位民选小区代表组成214个自治街道（镇、乡）议会，由各议会选出214位民选街道（镇、乡）代表组成16个自治区议会，由16个民选自治区议会代表16人组成上海共和国临时政府。

上海共和国临时政府全权领导上海独立起义，处理内政外交等诸项事物。

四、占领中国共产党在沪机构和上海市政府机构

由上海和各国各地志愿者组成的上海独立起义军团负责占领中共在沪机构和中国政府上海政府在沪各级机构，包括公安警察检察院法院，和各级宣传机构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上海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独立起义军团归上海临时政府领导。

占领解放军各军种驻沪营地军械库，收编或解散驻沪解放军部队。

五、大选及上海共和国正式成立

上海共和国临时政府领导负责举办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上海共和国政府和议会。由议会负责立法制定宪法和法律，由政府代表全体沪国人民行使权力。成立最高法院。

各区政府和议会选举。

国家武装力量的建立。

外交的开展和内政建设。

上海民族党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于2023年9月以视频会议的形式顺利完成。会议通过了2023年版新的《上海民族党党章》，选举了2023-2024年度沪民党轮值主席，和第二屆党工委员。

本次会议的结束是上海民族党第二个五年的起步。同时也是上海独立运动第一阶段上海民族概念提出的结束，和上海独立运动第二阶段组织和理论构建的开始。从沪民党成立之初2018年到今天，与中国政治、经济等有关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沪民党全体党员正在努力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的目标和宗旨不变，反对专制、反对大一统，驱逐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极权统治，实现上海独立，回归现代文明。

上海曾经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失去的要夺回来。

我们认为大一统就是专制，无论是专制的大一统还是民主的大一统都是专制。因为过去的和未来的大一统中国在构建过程中剥夺了上海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住民自决权。我们承认理想中的民主中国可能会比共产党专制中国多一张选票，但他们还是会出于他们的利益用各种方式和借口掠夺2500万上海人民的血汗钱，甚至制定宪法和法律合法保证他们的掠夺权。属于上海人民的权利包括住民自决权必须夺回来。

我们认为推翻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之后，上海的未来由上海2500万上海人民自己决定，而不是由14亿中国人民决定。上海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中华民族，更不属于两千年或者五千年历史中国，而是属于未来的上海民族独立国家。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倒行逆施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和中国共产党体制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已经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发展采取警惕和遏制的立场，这些都有可能在或近或远的将来造成中共政权突然崩溃，上海独立的窗口期即将到来。

2022年春上海被中国政府实施非人道封城期间所展现的自助自救行为，是上海民族自治能力的良好体现。2022年末上海人民在乌鲁木齐中路所展现的抗议救援行为，向世人彰显了上海民族勇敢和正义品格。我们深信，在迎接又一个新中国和建立一个上海国之间，2500万上海人民一定会在最后一次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以身为上海民族一员为傲。

Resentment over handling of Covid-19 feeds a view that the city would be better off on its own. In New York, an activist has a flag read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y James T. Areddy

Apr. 23, 2022 5:30 am ET

Stewing resentment over a government lockdown in Shanghai is bolstering a fringe idea: independence for China’s most cosmopolitan city.

Over much of the past month, as the world has shed Covid-19 restrictions, 25 million Shanghainese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eir homes to crush an outbreak. The paralysis of China’s richest city has astounded its urbane residents, who are normally spoiled for choice with 100,000 restaurants but are now scrounging for food.

This painful episode is providing a ragtag group of pro-independence activists born in the city but living in such places a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urgency to promote their unconventional plan.

How receptive people in business-minded Shanghai itself might be to such a radical idea is harder to determine, though its residents complain that they are victims of a politicized approach to science designed for less-capable corners of the nation. Angered at central-government orders to halt commercial life, many in Shanghai see the situation through the prism of a longstanding tussle with Beijing over national importance, the kind of pragmatism-versus-politics battle seen betwee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Viral videos of residents shouting down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ir balconies, and other signs of public resistance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policy-making, are feeding predictions that revenge awaits, once Shanghai’s middle classes win their freedom.

“Hungry makes angry,” said Zhang Min, a Shanghai-born New Yorker who has spent recent years agitating for his hometown to declare itself an independent nation.

Hoisting a flag proposed for the independent city-state, the Republic of Shanghai, which is modeled on the colors that flew over sections of the city as a colonial outpost more than 150 years ago, Mr. Zhang plopped into a lawn chair facing China’s Consulate in Manhattan on a recent afternoon. “I have to let the Shanghai people know there is someone in New York who supports them,” he said. “I know I can’t give them food, but this I can do.”

Mr. Zhang, primarily known by his online nickname, “heanquan （何岸泉）,” has seen a recent bump in his more than 25,000 followers on Twitter and elicited this week an occasional thumbs-up from ethnic Chinese passersby while demonstrating at Times Square.

Shanghai is a Chinese New York, though with three times as many people and spread over an area eight times bigger. It is a singular economic force, boasting the world’s busiest container port and longest subway system. Hollywood directors often cast its bright vista of skyscrapers as the near-future for such films as “Mission: Impossible III.” Its people, many of whom are haughty and cliquey, speak a dialect unintelligible to most other Chinese and prefer their delicacies sweet, rejecting as unrefined the salty, spicy tastes popular elsewhere in the country.

A legend illustrates the city’s sense of superiority: Shanghai is the head of a dragon that stretches across China.

As a political movement, the nascent Shanghai independence drive is a blip. The chance is zero that a section of China’s eastern coast could actually secede, but even half-serious talk reflects deep frustrations in Shanghai and among its global diaspora over the city’s recent humbling.

Zhang Min with a proposed Shanghai flag derived from a design used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much of the city was run by Britain, the U.S. and others. PHOTO: JAMES T. AREDDY/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te by HeAnquan: On October 1, 2020. The location is the square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While residents take pride in their city as organized and entrepreneurial, they have been horrified by the logistical struggle to feed them during a lockdown many see as orchestrated by Beijing. They have labeled neighborhoods’ organization of food distribution as acts of self-rescue, a rebuke of a state-run media narrative tha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managing the crisis.

Ever since the Emperor Qin Shi Huang unified warring states as one nation in 221 B.C., the leaders of China have been judged by their ability to hold it together. Top officials demonstrate reflexive fury at criticism of their policies regarding places such as Tibet and Xinjiang, where allegiance to Beijing has limits, not to mention Hong Kong or Taiwan.

The platform of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organization, counters that view and argues that the metropolis is at its root a 19th-century European colonial construct, not an ancient Chinese city such as Beijing. Its members call for restoring the Western-style governance Shanghai had as a colonial trading port starting in the 1840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radition of parts of Shanghai operating as a place that was physically in China but really stood apart,” says Jeffrey Wasserstrom, an authority on the city’s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r. Xi, the Chinese president, warned against breakaway notions during a 2017 Hong Kong address during public demands there for democracy. Any effort counter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absolutely impermissible,” he said.

Taking the cue, Hong Kong authorities soon declared as illegal a tiny political group called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which authorities conceded had no more than 100 members, and later jailed its young leader.

Mr. Zhang, a balding 60-year-old with a wispy beard dangling below his chin, said he had been on the path to a career as a surgeon in Shanghai but was rattled by China’s 1989 crackdown at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He eventually immigrated to New York, where he has worked as a licensed acupuncturist. He became a citizen in 2010 and got active in Chinese online pro-democracy forums.

In recent years,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inspired him to pursue a strategy for Shanghai independence, Mr. Zhang said. New York state records show he registered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Inc. as a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 in 2018.

Since then, Mr. Zhang has emerged as a fixture at demonstrations against Beijing in fro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Chinatown of Flushing, Queens, along with dissident Tibetan, Uyghur, Taiwan and Hong Kong activists and members of the banned spiritual group Falun Gong. In recent weeks, he has toted a sign that refers to Shanghai’s lockdown as murder.

The Shanghai movement initially seemed like a group mainly intent on teasing China, said Ilshat Kokbore （伊利夏提）, vice chairman of the rights group World Uyghur Congress, which wants to create a separate homeland for its ethnic group in the Xinjiang region. But Mr. Kokbore said he has since given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around $100 because “this movement is gaining some attention and is now well known in the dissident society.”

Shanghai-born Edward Wu said the extreme lockdown is part of the reason he decided to join Mr. Zhang for the first time across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on a recent day, after reading his work onlin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people think if Shanghai is independent, it will be better,” the 32-year-old said.

Mr. Zhang said the party has received donations from about 100 members. He provided three years of tax returns, showing that the party reported balances of several thousand dollars, including about $1,700 for the most recent year. Some supporters post photos of themselves on Twitter holding signs advocating Shanghai independence, often with their faces obscured.

A spokesman for China’s Embassy in Washington, Liu Pengyu （刘鹏宇）, said by email that he hasn’t heard of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While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 pandemic has affected normal life in the city, authorities are confident it can be contained soon.

Under current plans, the Republic of Shanghai would adopt a flag modified from insignia dating to 1863 for an area of the city governed by an elected council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stalwarts. Britain gained dominion over Shanghai’s riverfront, along with part of Hong Kong, after defeating Qing dynasty China in the Opium Wars. The U.S., France and other world powers likewise muscled into Shanghai to claim what they called concession territory.

Officially in China, these colonial carve-outs began the country’s “century of humiliation.” To supporters of its independence, Shanghai came of age under Western management; they point to its showpiece waterfront architecture known as the Bund, Mr. Zhang’s favorite part of town, which he last visited in 2010.

Imperial Japan slammed the door on Western power in Shanghai when it attacked the city in December 1941—the same day it bombed Pearl Harbor—an event captured in Hollywood director Steven Spielberg’s film “Empire of the Sun.” As Western influence in Shanghai waned, Mr. Zhang’s family suffered. His grandmother was killed in a wartime raid, and his grandfather is thought to have died a violent dea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said.

“I always say Shanghai should leave China and come back to Europe,” said Mr. Zhang.

Write to James T. Areddy at james.areddy@wsj.com

上海封控之下，邊緣化的上海獨立運動聲量增強

上海防疫封控引發的不滿日漸發酵，一種邊緣化觀念的聲量被增強：上海應該獨立。

過去一個月的大部分時間，在全球各地紛紛放開抗疫限制措斾之際，2500萬上海居民卻足不出戶，居家抗疫。中國這個最富裕的城市陷入癱瘓，居民驚愕萬分。以往，上海有10萬間餐廳可供居民盡情外出就餐，而現在他們卻在為吃飯發愁。

面對這種痛苦的場面， 一些出生在上海、生活在紐約和倫敦等地（何岸泉注：滬民黨黨員遍布多個國家，紐約和洛杉磯較多）的活動人士迫切地希望宣傳他們離經叛道的計劃。這些組織鬆散的活動人士支持上海獨立。

上海是一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城市，而對於如此激進的想法，這裹的人們接受程度如何還很難說，不過上海居民抱怨說，他們是政治化抗疫策略的受害者，這種方法是針對中國相對落後的地方設計的。中央政府下 令令商業活動停擺，對此許多上海人感到憤怒，他們認為，當前的形勢折射了上海與北京長期以來在全國的地位之爭，類似紐約與華盛頓之間的務實與政治之爭（何岸泉注：上海與北京是文明與專制之爭）。

些影片在網上瘋傳，其中顯示居民在自家陽台上朝政府工作人員高聲怒斥，還有- 一些跡象顯示公眾抗拒中國国家主席習近平的決策，這些情形導致人們猜測，一旦上海的中產階級贏得自由，就會出現報復舉動。

出生在上海的紐約人Zhang Min說：「飢餓使人憤怒。」近年來（何岸泉注：起於2018年1月1日）他一直鼓動上海宣布獨立。

前不久的一個下午，Zhang Min舉起一面為假想的獨立城市国家上海共和國(Republic of Shanghai)設計的國旗，這面旗幟參照了150多年前上海租界部分地區的旗幟（何岸泉註：部分地區指英美公共租界。當時上海還有法租界）。Zhang Min一屁股坐在一張草坪椅上，正對著曼哈頓的中國駐美領事館（何岸泉注：接受記者採訪時正在紐約的中國領事館前進行抗議上海封城活動）。「我必須讓上海人知道，在紐約有人支持他們，」他說。「我知道我不能給他們食物，但這個我能做到。」

Zhang Min更為出名的是他的網名「何岸泉」，他在 Twitter上有25000多名追隨者，最近突然出現一波猛增，上周在時代廣場做展示時，偶爾會有華裔路人豎起大拇指。

上海被譽為中國的紐約，不過人口是紐約的三倍，面積是紐約的八倍。上海具備強大經濟實力，擁有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和最長的地鐵系統。好萊塢的導演經常在電影中用上海明亮的摩天大樓遠景營造末來感，例如《碟中諜3》(Mission: Impossible 1)。上海人說一種大多數中國人聽不懂的方言（何岸泉注：滬語），飲食偏甜，不像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喜好咸辣等重口味。部分上海人有些傲慢和排外。

一個傳說能說明這座城市的優越感：上海是一條橫貫中國的巨龍的龍頭。 上海獨立運動這樣一場新萌發的政治運動只是一個小插曲。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一個地方真正脫離中國的可能性為零（何岸泉注：今天過去之後已經是大於零），但即便是半開玩笑的談話，也反映出上海人和全球上海移民對這座城市最近的困境深感受挫。

儘管上海居民對自己所在的城市組織有序和富有創業 精神感到自豪，但封控期間該市混亂的後勤保障工作 令他們感到震驚。許多人認為上海的封控是由中央政府指揮的。他們把社區團購稱作自救行為，以此駁斥 官方媒體所說的政府正化解危機。

自從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以來，人們就 直以團結国家的能力來評判中國領導人。對於外界對西藏和新疆等地政策的批評，中國高層官員表現出本能的憤怒。西藏和新疆這些地方對北京方面的擁護有限，更不用說香港和台灣了。

該獨立運動的組織 ——上海民族堂的綱領反駁了上述觀點，他們認為這個大都市植根於19世紀的歐洲殖民主義，而不是像北京那樣的中國古城。上海從19世紀 40年代開始成為殖民貿易港口，而上海民族黨的成員呼籲恢復殖民時代那種西方式的治理。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城市歷史權威Jeffrey Wasserstrom說：「上海的部分地區有一個重要的傳統，即雖然在地域上屬於中國， 但事實上是獨立運作。」

在香港民眾要求民主的呼聲中，中國国家主席習近平 2017年發表講話，對分離主義的想法提出警告。他說，任何危害国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香港政府心領神會，很快宣布一個名為香港民族黨的小型政治團體為非法，後來還將其年輕的領導人投入監獄。政府承認該團體的成員不超過100人。

現年60歲的Zhang有些謝頂，留著山羊鬍子，他說自己原本會在上海成為一名外科醫生（何岸泉注：1985年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後任上海市楊浦區中心醫院外科醫生），但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行動讓他心驚膽戰。他最終移民到了紐約，在那裡當了一名持證的針灸師（何岸泉注：執照針灸師）。他在2010年入籍美國，並活躍在中文網上民主論壇。

Zhang說，近年來，他受到香港示威者的啟發，實行了追求上海獨立的策略。紐約州的記錄顯示，他在 2018年將Shanghai National Party Inc.註冊為一家非營利性公司。

從那以後，在聯合國紐約總部樓外，皇后區法拉盛唐人街，Zhang成為了反北京示威活動的常客，在那裡舉行示威活動的還有對中共持異見的西藏人、維吾爾人、台灣和香港活動人士以及被禁止的精神團體法輪功的成員。最近幾周，他舉著一塊牌子參加遊行，牌子上寫著「封鎖上海等於謀殺」。

權益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的副主席llshat Kokbore（何岸泉注：伊利夏提）說，這項運動最初似乎主要是為了嘲諷中國。不過Kokbore說，後來他向上海民族黨捐了大約100美元，因為「這項運動正在引起關注，現在在異見人士圈子裡出名了」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希望為在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創造一個獨立的家園。

出生於上海的Edward Wu說，過去幾年裡他在網上讀 過Zhang寫的文章，近日，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對面，他第一決定加入Zhang 一起示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對上海採取了極端的封鎖措施。32歲的Wu 說：「有許多人認為，如果上海獨立，情況會變好。」

Zhang說，上海民族黨已收到大約100名黨員的捐款。他提供了過去三年的納稅申報單，申報單顯示上海民族黨申報了數千美元的餘額，最近一年的餘額為 1700美元左右。該黨派的一些支持者在Twitter上貼出了自己的照片，在照片裡他們舉著主張上海獨立的標語，臉通常都很模糊。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通過電子郵件表示，他沒有聽說過上海民族黨。劉鵬宇承認本輪疫情巳經影 響上海的正常生活，但政府部門有信心很快就能控制住疫情。

按照目前的計劃，上海共和國將採用的國旗由1863 年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徽章修改而成，當年這個由英美兩國中堅力量組成的民選機構負責管理上海公共租界。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擊敗了清朝，之後獲得了對上海口岸以及香港部分地區的統治權。美國和法國等世界強國也同樣闖入了上海，要求享有他們所稱的租界內領土主權。

在中國官方看來，這些帶有殖民性質的租界開啟了中國的百年屈辱史。支持上海獨立的人士認為，外灘沿線的標誌性建築群在提醒人們，上海是在西方国家的管理下興旺發達起來的。外灘也是Zhang在上海最喜歡的地方，他上一次去那裡是在2010年。

1941年12月，日本帝國軍隊攻佔上海，結束了西方勢力在上海的統治，好萊塢導演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執導的電影《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中記錄了這一事件，當天日軍還空襲了珍珠港隨著西方国家在上海的影響衰減，Zhang的家庭也受到波及。Zhang說，他的祖母在戰時一次突襲中喪生（何岸泉注：1937年。当时祖母怀抱出生不久的父亲），他的祖父被認為是在文革中因暴力致死（何岸泉注：祖父成份为国民党官吏）。

Zhang說，他一直認為上海應該脫離中國，重返歐洲（何岸泉注：脫華歸歐）。

法轮功英文媒体 The Epoch Times 于2022年4月19日刊登了题为“Retired Professor Dies After Not Receiving Care in Locked-Down Shanghai " 对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泉的采访报道.

报道链接：Retired Professor Dies After Not Receiving Care in Locked-Down Shanghai

采访内容摘要如下：

A retired Shanghai professor died after hours of desperately seeking care without success, in what’s being seen as another non-COVID death attributed to the city’s strict lockdown, according to a former colleague.

Prof. Yu Huizhong at Shanghai-based Fudan University died, aged 79, on April 15, after experiencing a 4-hour wait for medical care, according to an online statement made by his former colleague Qu Weiguo.

“[It was] as long as four hours of seeking care across the city,” wrote Qu, the ex-principal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What a torment for Professor Yu and his family!”

The colleague accused the local authorities of failing to maintain regular care for non-COVID patients during the containment, deeming “relevant policies” as barriers against health care workers looking after the ill.

The college confirmed Yu’s death in an April 16 obituary on its official site but did not detail the cause of passing.

Yu’s death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with reports of non-COVID deaths surfacing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victims include violinist Chen Shunping, who committed suicide due to denial to care for an unendurable acute pain in the abdomen, and securities veteran Wei Guiguo who died from delayed access to care following a cerebral hemorrhaging.

Another retiree, Wu Zhongnan, 78, fro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died on April 9 after waiting for two and half days for proper treatment at the Renji Hospital’s emergency room, according to internet user “Zheng Zong Shanghai Ning,” who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son of the deceased.

Nurses told the son they lacked adequate medical equipment,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beds. The emergency room has a capacity of 50 but had more than 150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son. Even worse, he found the room includ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ses, adding to the risk of infection.

Non-COVID Deaths in Shanghai Increasing

A list maintained and updated by some Shanghai residents on non-COVID deceased people in the city, keeps increasing, said New York City resident and acupuncturist He Anquan.

“The actual death toll must be much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one known because some families fear reprisals o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rom authorities if they air the truth,” He told The Epoch Times on April 18. “I assume it might add up to 3,000.”

The Epoch Times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 figure due to a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China’s data on COVID cases.

He—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said he could obtain credible reports from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back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hub. He also gathers information from some 1,500 members in his chat group on Club House. The members of the chat group liv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his home city, and all speak the same Shanghai dialect. They’re all likewise concerned about Shanghai people under one of the world’s strictest lockdowns.

The acupuncturist blamed China’s brutal “dynamic zero-COVID” policy for causing unnecessary deaths.

“The humanitarian crises from the zero-COVID policy have far exceeded the damage incurred by COVID-19 itself,” he said. “Given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China’s dynamic zero-COVID is an impossible mission.”

Additionally, the NYC resident said he is collecting signatures for a petition, which he will submit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S. lawmakers in hopes of seeking assistance for those still sealed in his hometown.

為苦難中的上海祈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aAh9ec3Vzs

因武汉病毒在上海广泛传染，自2022年3月28日起，中国集权政府对上海采取灭绝人性的封小区封城政策，导致部分民众因得不到及时医治病情加重和死亡，很多民众因得不到食物而面临饥饿，一些民众因被禁足心理受到严重伤害，许多被强迫进入方舱隔离的健康民众被人为感染武汉病毒，数以万计感染武汉病毒的民众得不到妥善的医治而健康受损，在互联网披露事实真相的民众受到政治迫害，等等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人道灾难频繁发生。

谴责已是多余。

我们呼吁上海民众拿起适当的家里现有的物品，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勇敢地冲破毫无人性的隔离设施，护送亲人去医院医治，去超市购物，捍卫自己的活命的权利和接受医疗的权利。

上海民族党

2022年3月31日

上海民族党正与我们的朋友商量共同设立大翻译运动奖，拟由沪民党出资和推友捐助筹集至少两千美元作为奖金，以此向中国异议人士在社交网络Reddit发起的、令中国政府媒体环球时报恼羞成怒大张挞伐的大翻译运动致敬。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悍然入侵独立主权国家乌克兰之后，中国异议人士在社交媒体发起大翻译运动，通过把中国政府和部分中国网民的极端言论和立场翻译成英语等多种西方国家语言，揭露中国政府和部分中国网民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亲俄、反美、反日、反西方、种族歧视等极端言论和立场。详情请参考维基百科“大翻译运动”条目。

我们认为网络大翻译运动意义重大，不仅仅是环球时报所指出的那么简单，专注恶意抹黑中国的恰恰是大翻译运动所翻译的汉语原文作者，包括中国政府和部分中国网民。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日有些网友指出，大翻译运动把普通中国网民的极端言论翻译后推向西方读者，有抹黑中国之嫌，主张大翻译应该专注中南海国师们的言论。

这才是大翻译运动的关键部分，即揭示了一部分普通中国人的极端言论和反西方情绪。中国官方乃至中南海国师战狼的政治立场和极端言论，西方政府和媒体以及普通西方民众并不陌生，外交部的几位战将在西方社交媒体舌战群雄的戏码多次上演，某些西方政府的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而制定的对华政策。然而，大翻译运动活生生地提醒他们，部分中国人民与中共的立场高度重合。对这样的结果，可能一些大翻译运动参与者自己也始料未及。

大翻译运动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了自己这么做的初衷：“希望能够让更多国家的人明白，中国人并不是和中共大外宣当中的形象一样‘热情，好客，温良’，而是骄傲，自大，民粹主义兴盛，残忍，嗜血，毫无同情心的集合体”。

可以预言，反共的大一统中国主义者会转变支持大翻译运动的立场。而我们，应该理所当然地支持大翻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