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历史

上海租界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作为西方列国与满清民国间的商贸和宗教输出的港口,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南京条约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6名助手来到上海。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宫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自己可担待不起。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1843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英国领事也在酝酿着扩大租界面积,并谋求更多权力。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11月,中英双方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避难华人涌进租界,这给洋行商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很多从事贸易的洋行生意清淡,他们正好利用闲散的资金在洋泾浜沿岸造了800多幢简易住宅,供中国难民居住,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人口和大笔资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现了繁荣景象。租界内土地、房屋价格暴涨。其中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间,平均涨幅高达200倍。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机,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上海租借旗帜

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也有称《上海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54年7月,英法美3国成立联合租界。186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 在租界中,外国人投资公用事业,兴学办报。租界当局负责市政建设,颁布一系列租界管理的行政法规。租界也成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制度的一个窗口。

上海租界时间表

1840年—1854年

1840年6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6月 英军攻入上海

1842年8月 《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签定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1843年11月14日 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

1844年7月 《中美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望厦条约》)签定

1844年10月 《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黄埔条约》)签定美国及法国获得与英国相似的在华特权。

1845年11月29日 《上海土地章程》公布,正式确定了第一块租界的范围,计830亩(约553278平方米)

1848年11月 英国将租界面积扩大至2820亩(约1879812平方米)

1848年 美国开始在虹口地区购地,造成租界事实

1849年6月 法国建立租界,面积986亩(约657267.6平方米)

1854年7月11日 成立租界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MMITTEE),不久更名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中文名为工部局

1857年—1941年

1857年 法租界成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62年 美英租界合并

1862年 法租界“管理道路委员会”更名为“公董局”(CONSEIL MUNICIPAL),职能与工部局相似

1862年 大英自来火房(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于1865年供气.

1881年 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3年供水.

1881年 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开始兼营市内电话业务.1882年由英商德律风公司接办.

1882年 英商上海电光公司成立

1893年 美英租界面积扩展至10676亩(约7116621平方米)

1899年 美英租界正式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并再次扩展到33503亩(约22333099平方米)。

同年 法租界扩展至2135亩(约1423191平方米)

1914年 法租界扩展至15150亩(约10095990平方米)

1941年12月 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不久,美英和法国向中国政府交还租界。

上海租界纪年表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经同英国领事巴富尔多次谈判后,公布了《土地章程》,规定将上海县城之北的一片土地作为来沪英商的居留地,面积约830亩,此为上海租界开辟之始。这块英商居留地东依黄浦江,南临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界未定,将近10个月后,确定西以界路为界,居留地面积增至1080亩。

1848年3月8日,麦都思等3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违反清政府关于“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擅自到离上海县城90里的青浦传教,同当地运送漕粮的水手发生争执,酿成“青浦教案”。英国领事阿礼国借此大做文章,以停付关税、封锁北上的漕运粮船等要挟上海道台和两江总督,清政府屈服,对所谓的肇事水手处以严刑,并将上海道台咸龄和两江总督李星沅革职,还向英方赔银300两。清政府在外国列强恫吓之下表现出的软弱无能,使外国列强得寸进尺。阿礼国在处理青浦教案后即向上海道台提出扩充租界的要求,新任上海道台麟桂很快允诺,于1848年11月27日发出布告,宣布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厂推至苏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推进到周泾浜,由此租界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达2820亩。

1846年,美国政府指派旗昌洋行商人吴利国为第一任驻上海代理领事。1848年12月,又指派另一名旗昌洋行商人祁理蕴任美国驻沪领事。此时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已在苏州河北岸租地造屋,并于1848年通过向上海道台吴健彰交涉,将虹口地区划作美商居留地。法国政府于1847年1月任命敏体尼为驻沪领事。敏体尼到上海后,先是让法国商人雷米于1849年年初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接着又迫使上海道台麟桂同意将上海县城北门外英租界南面一处土地作为法租界,其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约986亩。1861年8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借口法国皇家邮船公司为开辟法国至上海的航运业务,要在上海租地造屋,照会恭亲王奕訢,要求将县城外小东门黄浦江一块土地租给皇家邮船公司。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奕訢怕列强再寻事端,便通知江苏巡抚命上海道台迅速妥为办理。10月30日,上海道台吴煦发布告示,同意将小东门外37亩土地出租给法商。

美租界辟设后,其界址一直没有划定。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时,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与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界址,但未树立界石。后在1873~1893年的20多年中,清政府与美方就熙华德提出的重新划定美租界界址一事多次进行交涉,直至1893年,经上海道台、驻沪领事团所派代表会同工部局工程师实地勘察,于6月基本上按照熙华德线划定了美租界新界址,7月22日,上海道台聂缉椝正式批准。这次界址划定,确定美租界面积为7856亩,使公共租界总面积达到10676亩。

两年后,工部局又以租界内华人人口剧增,大量工厂创设为由,要求继续扩展租界,虽遭到上海道台蔡钧严辞拒绝,然总理衙门在公使团和驻沪领事团的压力下屈服,命两江总督办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美国人福开森与随员余联沅为代表,会同上海道台李光久与驻沪领事团会商租界扩充问题。1899年5月8日,公共租界扩充界址商定,新的四至为: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此次扩张,净增面积22827亩,公共租界面积达到33503亩。

在公共租界当局进行扩界交涉时,法国驻沪领事也积极进行扩展租界的活动。1898年年初,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照会上海道台蔡钧,要求将法租界扩至八仙桥、浦东和吴淞,遭蔡钧断然拒绝。当年7月,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上海民众有17人惨遭法国军队杀害。在解决善后问题交涉中,法方又重提扩界要求。为保全四明公所,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上海道台蔡钧原则同意扩界要求,于1899年6月议妥扩展的界址,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新扩面积1112亩,法租界总面积达到2135亩。

越界筑路是租界扩展的另一种方式。早在19世纪60年代,租界当局为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租界之外修筑了几条军路,此后越界筑路数量和范围逐渐增加和扩大,从1862~1925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之外越界筑路41条,面积达5万亩。法租界自19世纪60年代从上海县城西门至徐家汇筑成军路后,越界筑路数量也日见增长,仅1900~1914年,越界筑路20多条。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提出界外马路警权问题,企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袁世凯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1914年4月,外交部江苏交涉员杨晟同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以法租界当局驱逐在法租界活动的革命党人为条件,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从而使这些越界筑路区域成为事实上的新租界。通过这一方式,法租界及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达到15150亩,为1849年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

法租界扩界成功,更刺激了公共租界当局的扩界欲望。1914年5月,工部局也提出扩界草案,欲将沪宁、沪杭铁路之间的大片土地划入公共租界范围。仿照法租界扩张协定,扩界草案也包含了允许中国政府在公共租界内逮捕、引渡革命党人和允许建立一个供工部局咨询的华人顾问委员会等内容。这一扩界草案披露后,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愤慨,北京政府也顾虑扩界要求过大而未予批准。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不想对中国政府施加太大的压力,才使此次扩界未有结果。尽管如此,工部局仍通过越界筑路使受其控制并征收捐税的区域面积达到4.7万亩。

上海租界开辟初期,来沪的外侨数量有限,1845年年底,英租界内仅有外国侨民50人,两年后增加到134人,1848年为159人,1849年为175人,1850年为210人。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克南京和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华人为避战乱涌入租界居住,对此英国驻沪领事和清政府上海地方官虽曾竭力将华人驱赶出租界,企图恢复原先租界“华洋分居”的格局,但终因遭外商的反对而承认既成事实。“华洋杂居”改变了租界原先的人口结构,同时也使租界人口剧增,1853年租界人口即超过2万人。1860年和1862年太平天国军队进攻上海,租界内华人数量一度猛增到30万和50万。太平天国失败后,租界内人口有所回落。1865年3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分别进行了第一次人口统计,结果为:公共租界有外国人2297人,华人90587人;法租界有外国人460人,华人55465人,两租界共有中外人口148809人。由于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没有统计在内,不少华人担心多报人口会增加税收负担等原因,故实际人口远超过此数。人口统计表明,公共租界内外国人来自英、美、法、德、俄等18个国家。25年后,即1890年,外国人没有明显增加,华人则增加不少,时公共租界有外国人3821人、华人168129人,法租界有外国人444人、华人34772人。又20年后,即1910年,租界人口无论外国人还是华人均有较大的增长,公共租界外国人为13526人、华人为488035人,法租界外国人约1476人、华人114470人。1925年公共租界有1137298人,其中外国人37758人、华人1099540人;法租界共有297072人,其中外国人7811人、华人289261人。到193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13920人,超过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伦敦。至1936年,公共租界人口已超过118万,其中华人超过114万。同年法租界人口总数则接近50万,其中外国人为23398人。

在沪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曾多达56个国家,其中英国侨民数量自上海开埠到1910年一直占首位,1930年时达到高峰,为8440人,其中公共租界6221人,法租界2219人。日本侨民后来居上,1880年时才168人,1890年为644人,1900年为736人,1905年猛增到4331人,1910年后其人数超过英国侨民,居外国在沪侨民之首位,1927年时达到25827人,占上海外侨总数的47%。

来上海寓居的外国侨民,大部分出于经商贸易和传教等目的,也有一些国家的侨民出于种种特殊原因来到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俄侨来到上海,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政权更替的影响及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等原因;1938~1941年近2万名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籍犹太难民进人上海,是为了逃避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残酷迫害;而相当一部分韩国人来到上海,则同他们将上海作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海外重要基地之一有关。

原文出处:https://www.163.com/dy/article/DNLSE86G05370U1G.html

上海民族党负责人前进乌克兰,声援乌克兰反侵略战争

2022年1月,得知国际民兵组织格鲁吉亚兵团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训练乌克兰民众,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泉计划前往乌克兰与该组织接触,实地了解国际民兵组织的组织运作,以便为上海独立运动获取军事组织经验。当时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20万大军压境的紧张局面。

2月15日接到荷兰航空公司的通知,因为该公司所有乌克兰航行停航,已经购买的2月24日从纽约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航班取消,不得不改换24日飞往波兰首都华沙的机票。不料24日搭乘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德国法兰克福转机时,得到俄罗斯全面军事入侵乌克兰的消息。进入乌克兰的危险陡然高涨。

长考两天之后,2月26日,何岸泉搭乘巴士经陆路从波兰一侧进入乌克兰,展开前进乌克兰,战地声援乌克兰反俄罗斯入侵的行动。

对上海民族党负责人只身前进乌克兰,战地声援乌克兰反俄罗斯侵略行为,3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以《海外异议人士只身前往乌克兰 见到了什么?》为题作了报道。次日,自由亚洲电台英文版一周信息汇编以Exiled Chinese dissident travels to Ukraine in bid to document war为题作了报道。

3月5日,美国之音视频连线采访位于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泉的节目在《时事大家谈》栏目播出。题目是:亲历乌克兰险境 中国公民何去何从?这是美国政府媒体,美国之音第一次以上海民族党负责人的称呼采访何岸泉,颇具象征意义。

上海民族血泪史:1956-1960,上海交大万名上海教职员被迫西迁

原文:从大上海到大西北。作者:佟欣雨。来源:解放军报。发表时间:2021年11月24日

原文链接:http://www.dengzhou.gov.cn/dznyj/xwzx/ywzf/webinfo/2021/12/1632412007368394.htm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西北秦腔,吴侬软语。天南地北的两种乡音,在这里交融。

漫步于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的校园,路边长椅上,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操着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交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迁人”。

“西”,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都带有开拓的意味。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征途漫漫,路在脚下。

“中国革命发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当年,周恩来总理曾说,期望交通大学师生拿出“骑在虎背上走一遭”的勇气,经风雨见世面,把这棵在上海生长了60年的大树搬到西北去,深深扎根在西北的沃土里。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自1956年起,历时4年,近万名师生、职工由上海迁往陕西西安。他们不是短暂支援而是永久扎根,不是被动服从命令,而是主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他们铸就的西迁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的丰碑上。

向西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天地作广厦,日月作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台上,舞台剧《大树西迁》用秦腔唱出一个西迁家庭三代人的奋斗历程。台下,西安交大教授胡奈赛湿了眼眶。当年,她与同学们喊着同样的口号,从黄浦江来到黄土地。

正如这部剧的名字一样,胡奈赛常将自己比作“交大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见证了“大树西迁、扎根黄土、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全过程。

1952年,18岁的胡奈赛中学毕业。也是在这一年,国家正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传遍大江南北。

“什么是重工业?”胡奈赛提出这样的疑问。朋友简单地告诉她:“重工业就是机械、冶金。”

据估算,“一五”计划期间,全国共需要30万名左右的工程技术人员,而当时见习技术员以上的技术人员只有14.8万人,缺口足有一半多。

“要学就学国家用得上的专业。”胡奈赛决定报考交大机械系。自此,这名出身于江南望族的女大学生,如同一颗螺丝钉,数十年如一日铆在国家建设发展的年轮上。

就在这批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憧憬着早日投身工业化大潮时,1955年,一个重大消息传来,将他们推向人生的转折点—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教授们知道,当时全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只有30%零散分布在内地。广大内陆地区的工业和交通设施,与沿海地区差距惊人。

西安交大校园内的交大西迁博物馆,展示着一张“一五”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的空间分布图,其中陕西省布局24项。然而,放眼整个西北,高等工业院校仅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学生们坚定,“党和国家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电制56班全体同学在给时任校长彭康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困难,和困难作斗争。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国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

迁校,对于师生来说,意味着远离家乡、告别亲友。是什么让绝大多数师生愿意作出牺牲,拥护迁校的决定?

《大树西迁》编剧陈彦记得,几十年后,西迁老教授陈学俊谈到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秋毫无犯的井然秩序,“眼中依然放射出惊喜的光芒”。“正是这种建立在共和国根基上的信任,才使他们坚信着西迁决策的正确。”

教授史维祥记得,革命战争年代,交大就有“民主堡垒”之称。上海解放前夕,交大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98人。1950年1月,经上级决定,中共交大党组织公开了党员名单。“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猜到谁是共产党员,这些人大多是各班级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各方面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西迁期间,交大7位党委常委中的6位、17位党委委员中的16位,带头扎根西北。史维祥说:“西迁的成功,与党的坚强领导、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不可分。”

向西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一张红色的乘车证,高楼大厦的背景衬托着左上角书本和墨水瓶的图案,右下角疾驰的列车穿行在蓝天白云之下。票面上方赫然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这是由上海开往西安的“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乘车证。如今,这张乘车证的原件收藏于交大西迁博物馆,照片张贴在西安地铁5号线的车厢内。

登上“西迁号”主题专列,40多分钟的车程让朱渊澄想起,1956年自己就是手持同样的乘车证,乘坐西迁专列来到1500公里外的西安,而那次的车程,是40多小时。

1956年8月10日,上海徐家汇车站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站台上等待奔赴西安的师生、职工及家属有上千人。列车驰骋在陇海线上,一路向西,越走越荒凉。“大家不仅没后悔,还越发觉得责任重大。”郑善维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学们一路高唱着熟悉的歌曲:“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多装快跑,快跑多装。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给农庄……”

迁校初期,百业待兴。学校周边是一片麦田,校园内野草丛中兔子乱跑,有时还能听到狼嚎。对于教学而言困难更甚。西迁后,根据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学校陆续创办计算机、原子能、自动控制等21个新专业,几乎都是白手起家。

师资不足,青年教师挑起大梁,每天备课到深夜;缺少教材,教授们在授课之余搜集资料,编写讲义、教材;没有实验设备,大家多方筹措,想办法从上海定做运来……老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传统接续传承,全校“未因迁校迟一天开学、耽误一节课、少做一次实验”。

一件件珍贵的史料,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交大西迁后创造的诸多第一:1959年,参与研制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1988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JTR-1型教学机器人;2001年,国内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扫描制式转换及视频处理芯片在这里诞生……

这些闪光的“第一”,将“西迁人”的姓名镌刻进共和国的历史。“为民族而生,为时代而生。”博物馆一楼大厅的10个大字,穿越时空,厚重深邃。

再向西

扬帆远航新征途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学校的梧桐大道,是胡奈赛最喜欢的地方。她说,望着它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西迁伊始,师生们亲手将这些从南方运来的树苗栽种在西安的新校园内。65载倏忽而过,手腕粗细的树苗长成合抱之木,热情洋溢的青年学子也成为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交通大学这棵在上海滩生长60年的大树,在十三朝古都的土地上再次扎根,茁壮成长了又一甲子。

西迁以来,学校累计为国家输送近30万名各类人才,其中一半以上选择留在中西部建功立业;创造3万余项科研成果,充分发挥科技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2019年,西安交大“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正如颁奖词中写的那样:“你们托起的是伟大征途的第一帆。”以交大西迁为代表,先后有数十家企业、10余个高校和学科专业,从沿海地区迁至西部。

从“一五”到“十四五”,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倡议,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以创新为引领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西迁”永远在路上,新时代属于每一位奋斗者。

2015年,西安交大成为“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发起主导学校。截至目前,已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9所大学加盟,通过跨国协同创新攻关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

2017年,西安交大与陕西省西咸新区共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不到一年时间,几十栋新建楼房已封顶。老教授们都说:“这就有一股西迁精神的劲儿。”

2020年,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300多个科研平台开放全球合作模式,旨在打通校企产学研融合创新全链条,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特区”。

2021年,“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正式启动,总窗口设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西迁传人将在创新“战场”续写西迁精神新篇章。

每到夜晚,26束灯光准时点亮校园内的西迁广场。“交通大学西行之履”主题雕塑上的8个脚印依次亮起,如同当年西行的脚步,一步一步迈向远方。西迁精神,也在继承与发展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上海民族的惨痛历史:百万年轻人被从父母身边夺走

转自老辰光网:原文题目《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知青问题研究。文章发表时间:2019-04-10

作者:宇宏

原文链接:http://www.myoldtime.com/m/view.php?aid=18149

 一、简短回顾

  上海地处长江口,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辐射能力强,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但辖区面积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在农业生产方面是短板。同时,上海还具有某些特殊性,譬如上海是最容易受到外敌攻击的大城市。上海刚刚解放,就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野蛮轰炸达57次之多,尤其是1950年2月6日轰炸,造成上千人伤亡,一度使上海陷入“一片黑暗”。因为这个原因,1952年12月中央向全国发出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上海不作为“重点建设地区”。1955年12月,上海继续实施“经济紧缩”方针,主要措施是实施“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大批工人和在职人员也被疏散到内地。

    1950~1954年期间,上海年均净迁入人口16.7万人,自然增长人口17.6万人,直接导致了上海人口总量的快速增加。到1955年2月,上海人口总量达到699万人,比1949年增加197万人,其中无业社会青年为30余万人。上海市政府按照“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政策,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疏散和外迁。上海为什么强调“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虽然停战了,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在共和国的天空上徘徊,而上海市则是首当其冲的战略攻击目标。1952年,上海有1.28万失业工人带家属返乡生产。到1956年又有33,630人返乡(其中1954年2,500人,1955年24,680人,1956年6,450人)。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1958年1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剩余劳动力支援农业的决议,并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具体对象为历年应届毕业生,形式上由垦荒转为插队、插场,涉及多个外地省份,人数达1.3万人,成为50年代期间上海发动的首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1963年,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报告称,上海计划减少人口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插队安置9.2万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70%,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方向。此期间,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60年代初期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据统计,共有85,155名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交流了上海市组织知识青年跨省插队的经验。上海郊县及农垦系统接收知识青年的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跨省插队安排的办法,因此,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跨省插队安排为主,并成为常态性安置办法。 

二、就业形势

      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为502.9万人,失业工人约为30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而新中国百废待兴,争取国民经济的重建和恢复,正是从严峻的失业高峰起步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一大考验。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这不是小事。就业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不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是关系到政府威信的建树,这是一道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必解之难题”,成为“政权建设中的战略任务”。

  建国以来,国家在就业问题上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这样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一五”期间的就业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就业制度的基础上,重点是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组织城镇无业人员下乡的政策。当时劳动力就业调配的困境,促使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破解这样的困境。于是,徐建春的事迹破茧而出,为全国不能升学的高小及中学毕业生指引了一条就业出路——上山下乡。仅仅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就由个人自愿参加农业建设,迅速形成了国家发展《纲要》和国家就业政策的实施主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遣散城市无业人口回乡务农,是自上海解放以来就实施的政策。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流入,上海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多的压力,使得就业形势日益严重。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一种产业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此后,除了1962年比上年减少1万人,其他年份都是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上海历年职工人数统计表(部分年份)

年份总数国有集体(单位:万人)
1958年253.87223.2930.58
1959年267.54224.9842.56
1960年285.95223.4362.52
1961年264.40206.9857.42
1962年233.33188.2045.13
1963年239.07192.0347.04

  这组数字表明,1958年到1960年两年之间,上海职工总数增加了32万人;随后,受自然灾害影响,特别是在党中央“紧缩城市人口”的决策下,大量清理城市人口,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又使得上海职工总数从1960年的285.95万猛降至1962年的233.33万,两年之间,职工人数猛降达52万之多,这样的动员力度可谓前所未有。而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有企业只增加了1万多人,但之后却紧缩了35万人;而集体企业则增加了32万人,紧缩人数却只有17万人,紧缩人口的力度远不及国有企业。

  事实证明,当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发威的时候,城市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显得相当滞后,大多数市民还没有灾难将临的紧迫感,新的五年计划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中,而且招收了大量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参加城市工业建设,这使得1960年的职工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2万人之多。

再看下面一组数字:“就业人员”部分年份统计情况:

年份就业人员总数城市乡镇(单位:万人)
1958年400.51262.22138.29
1959年407.38274.34133.04
1960年432.76293.85138.91
1961年412.87268.81144.06
1962年403.06242.11160.95
1963年412.95246.01166.94

  与“职工总数”的数字相比较,就业人员数据的波动也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变化。1958年到1960年,除了乡镇就业人员略有减少,总体上还是呈现增加态势;1960年城市就业人员总数比1958年增加了整整31万人之多;1960年到1962年出现倒退状况,就业人员总数锐减为242.11万人,减少数字达51.74万人。与城市就业人员统计数据大起大落状况不同的是,乡镇就业人员的统计却异乎寻常地出现逆势增长的状况。显然,乡镇就是“农村”,是“农业第一线”,乡镇就业人员出现增多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这些“紧缩城市人口”的数据之中,还只是那些有工作、有岗位的职工,特别是刚刚从农村招工的青年职工,还不包括同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下放的干部、城市无业人员及其家属等等。如果将当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所有人员计算在一起,那就远不止上述的简单数字统计了。毫无疑问,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面前,上海没有象其他地区那样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没有因为自然灾害放慢了工业化建设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发生任何社会混乱,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也毫无疑问,那些毅然舍弃家身利益、为国家大局作出重大牺牲的人们,特别是在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更应该得到历史的敬重!

  按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一点在党中央的决策中已经有所体现。但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发展由于基础相当薄弱,根本不可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上海在全国“一盘棋”中,不是重点发展地区,但由于它的“基地”地位,在大力支援全国各地发展工业、大量输出技术工人的同时,自身的工业基础也在逐步调整与发展中。

  据《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所载数据,1949年上海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只有57.10万人,尚不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半数(121.67万人),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49:23:28。此后,除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呈萎缩状况,而第一、第二产业均逐年增加。到1968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为39:39:22,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相当,这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开始超过第一产业的分水岭。至1978年,上海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数达到峰值(240.06万人),此后人员逐年减少;而第二产业则于1991年达到峰值(471.23万人),就业人员数量也开始呈现逐年减少状况。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则异军突起,至2004年,三大产业就业人员各占比例竟然是8:38:54。

  这几乎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的就是建国以来上海如何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续而发展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新型城市工业化的产业结构。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中,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新生事物,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也只有了解这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探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是“前进中的不朽篇章”。 

三、紧缩人口

  在城市人口职业结构方面,非在业人口规模大大超过在业人口规模,也是实施“紧缩人口”政策的原因之一。1955年上海“在业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却高达62.93%,两者比例为1:1.7,严重超出城市正常发展的比例(1:1)。大量非在业人口的存在,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上海市政府支出救济金总额达3,290万元,相当于投资建设一座3000人规模的大型纺织厂。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人口形势总量过大,人口职业结构失衡,非在业人口比重过高。这种人口形势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沿海城市的国防安全,以及将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疏散紧缩城市人口的运动势在必行。

  上海市原计划在“一五”期间疏散72.1万人口,外来农民是主要疏散对象,有无固定职业是决定是否会被动员回乡的依据。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建立,对于外来农民的疏散工作主要采用思想动员和劝说的方式进行。劳动改造(犯人)、没有正当职业的无业游民、失业工人等都被列入疏散对象,1955年7月,紧缩人口的指示下达后,全市立即展开动员和疏散的工作,一月之间疏散了19万余人。这次紧缩人口历时将近一年,共疏散紧缩人口52万人。

    1955年,上海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中,以前往江西的人数最多。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安置约30万人。1955年10月,首批垦荒队伍开赴江西,安置了4,714户,劳动力6,861人,连同家属共12,998人。1956年4月份该移民计划被终止,一共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江西安置移民的实践证明,组织城市人口往偏远地区垦荒不仅成本高,按平均每户550元左右的补助计算,上海市政府就需要支出500万余元,占当年上海市财政总支出的2.7%;更重要的是,移民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

    1958年,这是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大事,如炮击金门、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等。另外就是出现了“精简职工”的提法,这里也包含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动向。在地方志记载中,有关“精简职工”的内容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数据也非常庞大,是新形式的“压缩人口”。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使得“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运动愈演愈烈,竟至以每年1000多万人口的数量进行动员,直到1963年形势缓解。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要求坚决认真地清理城市劳动力,以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其中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至年底,全国共计划动员1,300万城镇人口下乡,其中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由1958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据统计,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对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好转都起到重要作用。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迅速好转。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称:除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城市青年以外,估计每年将有百万左右的城市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他们一般是高中、初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15年的安置工作的规划。按照《报告》提出的规划,15年内将有15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每年为100万人。

四、粮食危机

  建国前,上海一直从全国各地和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以满足城市需求,如1936年进口大米30万吨、小麦12万吨,这也只是接近总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整个50年代中国粮食进口量几乎为零,城市粮食完全由国内调剂供应,这也加剧了上海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

  这种粮食困境,是全国性的。城市不生产粮食,只能靠农村提供粮食;农村不但为城市提供粮食,而且最大限度地接纳城市闲散人口。可以说,农村不仅拯救了上海,也拯救了新中国,拯救了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上海地区粮食产量年均仅有30万吨左右,很难满足上海本地消费需求,因而每年需要从外地调运数量达120万吨的粮食,才能勉强维持粮食需求。然而在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区间的粮食调度非常困难。上海需要的粮食,是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运而来,长途调运使得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当时广西调运来上海的粮食,当地收购价格是11.3元/百斤,再加上运费1.3元/百斤,但是上海仍按11.2元/百斤的计划价格销售,为此国家需要补贴很多钱,仅仅是向上海运输粮食,也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

  城市人口是由国家供应商品粮,但在对粮食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交易,由国家计划调配取代市场交易,承担城市粮食供应的责任,调节城乡之间的粮食统销统购。因而当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时,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便是缓解粮食紧张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1955年3月,中央要求城市居民节约粮食,指出城市粮食浪费严重,要求适当压缩粮食销量。但是单纯的号召与宣传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国家出台了“粮食定量”政策:城市居民根据职业类型和劳动强度,划分不同等级按月定量供应粮食,如普通居民月定量为25斤,重体力工人40斤,轻体力工人32斤,职工与脑力劳动者28斤,大中学生32斤,10~18岁居民25斤,6~10岁居民20斤,3~6周岁居民20斤,不满3周岁13斤,缺粮农民28斤,临时人口25斤等。上海的粮食供应压力尤其大,实际的定量执行标准在各个等级上都低于中央标准2~8%。由于粮食定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群众想出各种办法,掺杂土豆、红薯、南瓜、菜蔬等“瓜菜代”的办法应对粮食不足。

  农村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求。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增长超过了农村的粮食生产水平。1953年计划从农村收购5.1亿斤粮食,实收2.3亿斤;计划销售3.7亿斤,实销4.8亿斤,实销多于实购两倍之多。城市消费粮食过多是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控制城市粮食消费量。然而在实行定量供应后,城市人均粮食供应量只能维持生存,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没有再减少余地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减少城市总人口数量来降低城市粮食的总需求。

    196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0,906万吨,到1978年增加到30,477万吨,年平均增长4.58%。但这10年中的粮食产量不是稳步增长的,而是大起大落,增长最多的年份如1970年比上年增长13.74%,其次是1973年增长10.17%。减产的年份如1968年比上年减少4.01%,1972年减产3.86%,1977年减产1.25%等等。无论粮食产量增加或是减产,其中既有自然规律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也有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贡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不用说所谓“经济崩溃论”站不住脚,就是将中国知青形容为“失落的一代”也言过其实!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口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全国人口有76,368万人,到了文革结束的1978年,全国人口达到96,259万人,也即是说在十年期间,中国人口总数整整增加了2个亿!人口的增长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那么哪一种压力最为迫切呢?毫无疑问,粮食生产的压力是最大的压力,因为——民以食为天。

  然而,也应该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家致力于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文革期间虽然陷入动乱,国家经济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挫折或引发灾难性后果。但毕竟国家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城市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只是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精简和紧缩,而是转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主要原因就是迅速处理文革期间积压的大量待分配毕业生。自1968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达1700多万人,这个数字可能还远不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规模精简和紧缩的城市人口。换句话说,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动因少了,而政治运动的因素多了。正是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也赋予上山下乡运动同样的复杂性。  

 五、人均口粮

  在年度粮食产量与人口总数之间,总会产生一个“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以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是指每个人当年可以拥有的粮食数量,也称为“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人均粮食产量并非人均实有数量,因为粮食并不是都用于食用,其他行业生产也需要粮食作为原料消耗。所以这是一个参考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富足程度和社会人群的温饱程度。

      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208.94公斤/人,这是我们思考知青问题的起点。前三十年人均粮食产量的数据虽然是逐步增长的,但起伏很大。1958年达到299.49公斤/人,只差一点突破300公斤的大关。但到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跌到207.26公斤,这个数据比1949年还低了1.68公斤。此后,由于大力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粮食产量稳步上升,除1968年、1969年的数据略有下降,到1974年终于突破了人均粮食产量300公斤大关,而到了知青“大返城”的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更达到340.49公斤/人!

  从1959年开始,进入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坚决实施“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保证全国人民安全地度过灾难。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部分年份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

 1949年粮食产量11,318万吨 人口54,167万人 人均口粮208.94公斤/人
1955年       18,394        61,465           299.25
1958年       19,765        65,994           299.49
1959年       16,968        67,207           252.47
1960年       14,385        66,207           217.27
1961年       13,650        65,859           207.26
1962年       15,441        67,295           229.45
1963年       17,000        69,172           245.76
1964年       18,750        70,499           265.96

  这组数据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农业在短短的十年之内,粮食产量就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1958年的19,765万吨,增长率高达74.63%,虽然人口同期增长达21.83%,但人均粮食增长率仍达到43.5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取得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在这十年里,我国工业基础相当落后,化肥、农药、农机设备等生产量极低,育种、植保等农业技术刚刚起步,农业生产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主要依靠垦荒、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量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又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首先,由于新中国尚不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灾害成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其次,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还要拿出巨额粮食与农副产品偿还外债;再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已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日常党政工作,他们应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和人口危机负有领导责任,但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正是因为党中央坚持“精简职工和压缩人口”的政策,坚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大大减轻了城市人口和粮食购销的压力,而且只用了三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1966年使粮食总产量达到21,400万吨的水平,超过了此前粮食产量最高的1958年,虽然同期人口总量达到74,542万人,但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接近了1958年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完全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始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作为知识青年,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怎能不为自己的参与和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综合1979年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这个时候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且处理不好还可能会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因此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时转移到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中来,也同样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大返城”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因此否认此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既然是历史产生的,当然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六、输出数量

  现在,我们对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总结,就可以看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由国家制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完全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为了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周恩来总理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国家总理,他非常清楚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种经济状况,所以他不止一次在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起点考虑。

  上海到底向全国输送了多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是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同时进行的,同属于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但此后,上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北京、天津等城市。以60年代初达到高潮,特别是10万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影响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海究竟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上海就业再就业》这部书,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1955~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1968~1978年,以上山下乡为主导,上海共动员111.3万人上山下乡,其中插队513,771人,兵团农场599,281人;外省市615,517人,沪郊497,435人(不包括回乡知青15.6万人)。

  自1955年起,到1978年停止动员上山下乡为止,23年期间,上海向全国各地输出知识青年总数达127.7万人,是全国输出知识青年最多的大城市。

    “127.7万人”,这是什么概念?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1955年,有近千名青年垦荒队员离开上海(不是拉家带口的垦荒移民),这一年上海的人口总数为623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6人参加青年垦荒队。人数虽然少,但这些人是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是他们拉开了上海向全国输送大批知识青年的序幕!

  至1966年,上海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5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50人上山下乡。

1968~1976年,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04万人,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下乡人数之多,都远超此前的年代。至1978年知青“大返城”为止,上海共有111.3万人上山下乡。这一年上海人口总数为1,098万人,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1,014人上山下乡。如果按全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计算,则每一万人中就有1,163人上山下乡。

  上海人民不仅向全国输送了数量最多的青年一代,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承担的牺牲和为共和国崛起做出的贡献,天日可鉴!

七、使命担当

      1955年7月,在推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刻,毛泽东在与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谈中,初步提出了一个《十七条》的“农业发展纲领”,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将《十七条》扩充为《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1956年1月23日,《纲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7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修改与补充的《纲要(修正草案)》,并决定将修订草案分发到全国农村讨论。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年4月10日经全国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此纲要而奋斗。

  这是在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建设,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奋斗纲领。《纲要》的提出和执行,对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进的作用。《纲要》规定在实现合作化的基础上,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推广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上来,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农民的愿望,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提到了“知识青年”和“下乡上山”的概念,并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在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应运而生。这就是徐建春的事迹为什么能够在全国知识青年中间产生热烈反响和积极响应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十年之间从一个徐建春形成数以千万计回乡知青和上百万城市知青积极投身农业建设高潮的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注入了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共和国最绚丽的不朽篇章!

  从历史背景研讨上山下乡的历史原因,综合当时的各种起到主导作用的历史因素,就能得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知青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改变了中国,实现了“振兴中华、改造中国”的梦想。

(作者宇宏,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上海地方志副编审退休。)

原标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朽篇章 ——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

周振鹤谈上海行政区划的变迁(部分摘要)

作者简介:维基百科,周振鶴(1941年3月4日-),中國歷史學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特聘资深教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主要研究领域為歷史地理,在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和地方志方面也有所研究。

周振鹤谈上海行政区划的变迁

摘自2009年,《上海书评》专访

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上海作为一个独立政区的形成过程吗?


周振鹤:上海与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市的发展不一样,还存在一个成陆问题。上海的成陆比较晚,以前有记载说申江(黄浦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开的,这是靠不住的,都是附会的,黄浦江的下游当时还在海里。上海是因为长江带来的泥沙的沉积,从西部到东部慢慢成陆的,现在浦东的大部分地区更是晚到公元四世纪以后才逐渐成陆的。


上海成陆以后,由于僻在海滨,发展比较慢。到唐朝天宝十年(751年)的时候,才从昆山、海盐、嘉兴三县分出部分地区,在现在的松江区所在地成立了华亭县,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上海地区才有个县级的治所。之前这里只是几个县交叉的地方,它本身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县级行政区划,只是处于几个县的边缘地带。天宝十年之后,因为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聚居,所以单独设县,这个县的建立是经济开发的标志。


华亭县的范围包括现在上海直辖市的南半部,即吴淞江故道以南的地方。现在的上海主要由吴淞江故道的南北两部分构成,南边属于秀州(嘉兴),北边属于苏州。华亭是属于秀州管辖的,所以上海话的较早源头是跟嘉兴话关系密切的松江话,而不是苏州话。


那么上海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周振鹤:华亭县建立后,因为历来属于海疆的边缘地区,经济发展一直不是很快,一直到宋朝才开始有发展。根据《宋会要辑稿》这部书的《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记载,在上海出现了“酒务”。所谓“务”是宋代收税的地点,北宋实行酒类专卖,设置酒务的地方必然是比较大的集市,可以供人赶集买酒、喝酒。当时秀州地区有十七个酒务,其中就有“上海”的名称。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上海”这个地名,时间是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比酒务更高一级的是税场,当时秀州有七个税场,包括在城(今嘉兴)、华亭(今松江)、青龙、崇德、海盐等,其中就没有上海了。设置税场,就说明已经具有市镇的规模了,所以那时的上海还不是市镇,只是集市而已,当然,能成为秀州的十七个酒务之一,说明上海开始发达了。


上海属于河网地区,十里一浦、五里一塘,南北流向的称为浦、东西流向的称为塘。其中北向流入松江的有两条小浦,名为上海浦与下海浦。现在昆明路那里还有一座下海庙,上海浦则可能就是上海得名的来由


北宋南宋之间,大量移民到南方来,上海也开始较快发展。到南宋的时候相对比较发达了,大致在南宋末年已经建镇了,但是建镇的具体时间还没有文献能确定。镇原本是政治军事机构,到五代宋初的时候成为地区性的小规模的经济中心,所以上海建镇说明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


上海县的设立是在什么时候?


周振鹤:南宋末年的时候,华亭县已经是东南的大县,与北方诸县相比非常富庶,在元代灭宋的第二年(1277年),就将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第二年又改名为松江府。过了十多年,江南地区进行户口普查,发现上海镇的规模早已具备建县的标准,于是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央批准上海建县,从华亭县分立出来。我认为建县是上海城市化的一个标志,我在1990年时建议以上海设县的1291年作为上海建城的标志,大家也基本认可。当然实际上,上海县的建立是在1292年,这一年从华亭县分出五个乡来设置上海县,这样上海县就独立出来了。这对上海是个关键年代,对上海城市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到明代上海尚未单独置县,永乐初年就不会对吴淞江水系做彻底的改造,上海就可能会由于吴淞江的淤浅而衰落。


当时上海县的范围相当于现在上海市中心区的南部,青浦区、原南汇区、浦东新区以及闵行区的一部分,完全是在吴淞江故道的南面。吴淞江的北面是嘉定县,南宋时就建立了嘉定县(清代又分出宝山县)。上海的县城就在现在属于原南市区老城厢的那个地方,一直沿袭到上海设市之后。


上海建县确实是对经济有所推动作用。到明朝的时候,为了防止倭寇,在县治所在建了城墙,位置就是现在的人民路、中华路,现在还留存了一小段,就是旧大境阁一带。


上海设市似乎很晚。


周振鹤:上海发展的第三个关键点是1927年上海设立特别市。整个清朝末年,自治的呼声很高。比如中国有很多镇经济发达,比管它的县,甚至上面的府还发达。像南浔很富有,但是行政级别很低,只是个镇,属于乌程县管,乌程县又归湖州府管。镇里人都看不起县里的人,因为县里不如镇上富裕。这实际上说明当时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发生了分离,上海也是这种情况。梁启超说过:中国的社会是“积乡而成”,这正好与西方社会“积市而成”有别。其实到清朝末年,有不少镇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不能突破府、州、县这样的传统的行政区划体系的躯壳,而单独设市。比如浙江的乌镇,它的河对面是青镇,乌、青二镇经济都很发达,却不但分属两县而且分属两府,如果合并起来建立一个市是很合理的,但在清朝原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下未能实现。


中国市的建制是到1921年才出现,最早是广东省军政府在广州设市。其时省长陈炯明锐意改革,遂委托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孙科设计市政,于是孙穷一夜之功写成《广州市暂行条例》,其中第三条说:“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入县行政范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型政区。这已经是辛亥革命十年以后的事了,实际上非常晚了。


上海设立特别市也是一个飞跃,从县到市,而且是中央直辖的,地位很高。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很发达了,一个县容纳不下了;另一方面是由于租界的存在,所以上海市成立以后,租界就成为特别区。到1931年,上海县的县城也从老城搬出,上海市和上海县就彻底分开了。但是当时的上海特别市几乎没有什么腹地,只是由原上海、宝山两县所属的淞沪地区为范围,周围的县都是属于江苏省的,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型政区,人口密集,工商发达。不到百年,上海不仅从一般的县城发展成为特别市,而且成为全国最重要最大的经济中心。


到了1958年,把上海市周围江苏的十个县划归上海。类似过程在国内其他重要城市也大致同步进行,主要是为了保证城市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同时也让城市建成区的发展有足够的备用空间,以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对于行政区划的影响也很大吧?


周振鹤:上海1843年的开埠,与设县、设市是另外一条线。上海原来市中心的繁华地带是在县城里以及县城的东南部。上海是个航运中心,不过主要是国内航运。上海既处于长江与东海的丁字口,又处于黄浦江与长江的丁字口,往北可以到东北,往南可以到广东。上海当时是一个河港,而不是海港,中国的港口原来大多是河港,海港是厦门与后来的青岛、大连这些地方。上海当时最繁华的是小东门一直到董家渡,这些地方属于城外比较繁华的,地方很小,就是原来南市区的那一块。


开埠以前,有些西洋人,像胡夏米、郭实腊等一干商人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到上海附近来窥探了,发现这里很有潜力。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闭关锁国,从乾隆中期以来,中国就只有广州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洋人认为上海最有潜力,在《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州是个传统的省级政治中心,腹地小,厦门的腹地也小,宁波虽然是一个府治单位,但是发展潜力也不如上海,洋人最看重的就是上海。


开埠不久,很多外国洋行就从广州分一部分或迁到上海来建洋行,建洋行就必须租地,所以在城外的洋泾浜以北最先建立了英租界,然后法国跟进,租了洋泾浜以南的地方,美国人租了虹口。在县城的北面,从外滩到河南路这一块是英租界,然后向西扩展,美租界与法租界也同样进行扩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城外城,从此以后,城外的历史比城内重要。

建立租界之后,城市建设现代化起来,建了洋楼,街道也是有规划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与中国人不一样。城市的繁华地带也由上海县的老城厢以及城外的东南一隅转而为城市的北郊与西郊,建立的是欧洲式的城市。要知道这时的城市建设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法国巴黎的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是1850年之后开始的,过去巴黎的城市也是很糟糕的,街道狭窄弯曲,一下雨就积水的。这个改造的时间比上海租界建立还晚,所以到了1860年代,欧洲人一到上海就感觉到,老城以外完全是一个西方城市、欧洲城市


这些租界建设之前的土地是什么情况?


周振鹤:这些地方当时是很荒凉的,基本是田地和坟墓,尤其是坟墓,那些城北和城西是上海人建坟墓的地方。因为完全是郊外,所以地方政府租给洋人压力也较小。当时的土地章程还有一条规定,允许华人到租界里去扫墓,不能干涉。这可以证明租界地区原来是很荒凉的,之后才慢慢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开埠对上海来说是在城外建立了一个新城市,道路的开辟、下水道的建设、卫生系统、城市管理,都是由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国的公董局管理,工部局是中国人的叫法,实际上就是市政管理机构。上海这个城市建立起来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以前,已经成为世界的五大城市之一。日本人对他们东京的建设也很骄傲,但是东京没有外滩,外滩在世界上都是著名的。洋人最早租地就是从外滩开始的。洋人在上海租地都必须进行登记,由上海道颁发所租地的地契,俗称道契。从道契中可以知道,租界是从外滩开始一直向西扩展,东西方向开辟了几条马路,后来就成为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南北方向开了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河南路也称为界路,一开始租界是到河南路为止。后来又往西扩展,你看地图上湖北路是弯的、弧形的,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因为它原来是跑马场外围,跑马场最初不是在人民广场那里的。


租界变成城外城、国中国,上海县政府管不到它,跟租界打交道的是苏松太道(也就是上海道),与洋人打交道上海县级别偏低,江苏布政司级别又偏高,于是选择了道。道比府高一级,一个道管几个府,但是道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只是一级行政管理层。省、府、县是三级行政区划,府与省之间划出道作为管理机构,有如现在所说的专区、地区一样。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 2022 White Paper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SNP)

Date: January 01, 202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n Yan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striding into its fifth year. In the year 2022,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long-standing principles: we are against tyranny and against the Chinese Unification, and aim to secede from China and return to Europe in a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In the year 2022, we will continue to voice our demands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Shanghai people.

In the past four years, all SNP members have worked in honesty and solidarity, bringing the flags and mottos of “Shanghai Independence” to tour across 48 States of the Continental US, and extended our presence in as far as Europe, to UK,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We partook in conversations as well as actions: in multiple cities we have taken part in rallies and protests against the tyrannical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f the Uyghur, Tibetan, and Hong Kong peoples. And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we in the SNP have never stopped revealing and critiquing the system of a centralizing unified Chinese regime [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

As the new year dawns, to all friends that are in support of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with sincerity we hereby relay our views on the topics we all concern.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CP is a violent terrorist organization made up of Han Chinese; the PRC is a totalitarian nation constructed by the CCP by means of violence — a regime that is predicated upon the idea of grand unification [大一統]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中央集權]. Be it the communism by Mao Zedong, be i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market economy by Deng Xiaoping, be it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Grand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Xi Jinping, it is nothing but an excusing synonym for the cruel, violent reign of a Han Chinese regime imposed upon all ethnicities and peoples, including the Han Chinese themselves. Whoever becomes the highest ruling figure of the CCP and the PRC, be it Mao, Deng, Jiang, Hu, Xi, or anyone else,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nation, either rigidly opposed to change or seemingly friendly in embracing change, individual freedoms under the Chinese society to increase or to decrease, it is abundantly clear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nature of the CCP is an anti-human terrorist group,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state be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regime of unific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帝國] of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political group of the Han Chine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regime of the Han Chinese, just as the Manchu-Qing empire two hundred years ago was a Manchu state ruled by the Aisin Gior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the CCP is doing ethnic cleansing and genocide on Uyghurs, Tibetan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t is extinguishing and erasing the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 peoples such as Shanghai, Hong Kong, and Cantonia, among others; it is implementing digitized fascist rule upon all peoples, including the Han, within its borders.

Therefore,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declares: we consider the subver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be our task,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our sacred duty.

2) Slaver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peop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the ones that have lost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Under the totalitarian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y do not have right to free speech, nor the right to supervise the government to hold it accountable, nor the right to be protected by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law, nor the right to elect their ow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nor even the right to decide how many heirs they can procreate. Under the coercion of the tyrannical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are forced to pay high taxes, forced to express their sup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ced to defend the system of the centralized rule under grand unification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 forced to endors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its peoples, and forced to opposed the Western system of democracy.

The totalitarian society of China is essentially slavery — an ancient wickedness now revived in our time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laves in the modern era: they are deprived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other basic human rights, deprived of the right and freedom of reproduction, and also deprived of the ability of unbiased independent thinking.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amed to become those slaves that voluntarily care about their oppressor; yet these slaves have not only become accomplices, but now also viciously share the concern with their slave-master on whether their world order can continue to have this grand unification intact [其天下之維持大一統], and whether there are other fellow slaves attempting to resist or secede from the governance of the slave-owner.

3) The Grand Unification and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s

From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proposed by Wei Jingsheng to the 1989 student-led democratic movement, there has always been the tendency to defend the Grand Unification across all democratic movements by the Chinese in our times.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declares that we unequivocally oppose any such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defending the Grand Unification and categorically oppose all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s that exclude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the current rule of CCP,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that Shanghai may achieve its independence: which is as unlikely as China achieving its democracy at the present stage. However, just as the pro-democracy Chinese activists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democrac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CCP, we the Shanghai-independence activists think it is viable for Shanghai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after the CCP regime has been subverted.

If China’s democracy is to be achieved upon the loss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nations like Tibet, Uyghur,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hen we oppose such Chinese democracy. If China’s democracy is to be achieved upon the basis of “Ask 1.4 billion people for their approval of Shanghai Independence”, then we oppose such Chinese democracy. If China’s democracy is to be achieved upon the premise that “You may vote for a president of China and a mayor of Shanghai, but not a president of Shanghai”, then we oppose such Chinese democracy. If China’s democracy is to be achieved upon the premise that “Only after China’s democratization can there be any talk of Shanghai Independence”, then we oppose such Chinese democracy.

4) China as Democracy, and China as Autocracy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is opposed to the envisioned Chinese democracy that would deprive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Shanghai nationhood —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would ever support CCP’s tyrannical rule. Likewise,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is opposed to CCP’s tyrannical rule, and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would support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s that would endanger Shanghai’s self-determination. Despite their seeming contradiction, we are opposed to both the tyranny of CCP and the tyranny of an envisioned Chinese democracy defending the Grand Unification — because either of them would infringe Shanghai’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its nationhood. I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does respect Shanghai’s self-determination, then once Shanghai achieves independence, we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is non-interference includes non-interference i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be it autocracy or democracy. In that case, we duly expect full reciprocity: China shall recognize Shanghai 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must not by any means interfere with Shanghai’s internal affairs.

Autocracy is detestable, but democracy is not necessarily advantageous. If a Chinese democracy — well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 still inherits the abominable Grand 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a centralized power [大一統中央集權的衣缽], then this form of Chinese Democracy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democracy of the DPRK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North] Korea),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democracy of the DDR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and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全過程民主] of Xi Jinping. We resist such unifying nationalist narrative in the disguise of democracy.

5)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All discourse and action asserting Shanghai Independence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All individuals endorsing and contending Shanghai Independence are contributing members to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yone can claim themselves a Shanghai-secessionist; anyone can establish a Shanghai-secessionist group that aims to bring out Shanghai’s self-determination and its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was established on July 18, 2018 by 51 founding members, and this establishment was then announced widely across media platforms, effectively becoming the first Shanghai-secessionist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2021, SNP has implemented reforms: remov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new members, so that anyone may join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and likewise may leave the Party without announcement; the SNP also abolished the requirement of annual membership fee, and now encourages voluntary donation.

6) The Chinese Nationhood Is a Death-Machine for Nations

The narrative of a Chinese nationalism is a tool for the Han Chinese centralized regime to enslave and fool all peoples within its claimed borders. The totalitarian ruler plots to implement a policy of assimilation — turning all the racial/ethnic minorities into Han Chinese — while using this narrativ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s a deceptive cover, starting fro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ves, aiming to eventually erase the minority peoples. This Chinese nationalist narrative is also a violent tool oppressing the minorities who often fight against the Han Chinese colonizers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own self-determination and de facto independence; the Han Chinese regime use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ther propaganda to instigate a chauvinistic Han-Chinese nationalism, effectively oppressing the Han Chinese and, with this nationalist narrative, driving them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and oppress other minority peoples.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unequivocally oppose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中華民族] narrative.

7)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Shen-Yun [神韻]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the propaganda arms that the PRC’s Han-Chinese regime deploys to send to the West to propagate the notions of a fals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Unity and its totalitarian governance [中華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文化]. The Shen-Yun m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s another tool to manipulate popular understandings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to promote the Grand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its totalitarian culture [中華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文化] among the Western audience, done by the Fa Lun Gong communities under the disguise of its seemingly innocent artistic performanc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It is the same nature behind both the Han Chinese tyrannical regime and the Falun Gong groups: they a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narrative [中華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文化] to perpetuate its rule. What Falun Gong has done, such as “Anti-CCP, but not Anti-Xi-Jinping”, and “Anti-Jiang-Zemin, but not Anti-CCP,” speaks Volumes about their political standpoint.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opposes propaganda tools of a tyrannical government, such a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also opposes those entertainment performances, such as Falun Gong’s Shen-Yun, that praise a unified Chinese nationhood along with its brutal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e [大一統專制制度和文化].

8) Western Nations, Uyghur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Fall of Hong Kong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s in Xinjiang on the Uyghur and Kazakh peoples,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clear in their views, but flabby in their actions. Similarly,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heir clear views and flabby ac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centralized Chinese regime’s sacking of Hong Kong and its fascist persecution of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s and independence activists.

In today’s world of hyper-connected global economy, we understand that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need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matters, and need mutual support in a multitude of topic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reduction of nuclear weapons, UN peace-keeping, world peace, and de-nucleariz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understand that in order for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to uneventfully proceed, the IOC and Beijing government need mutual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9) Western Nations and China: A Relationship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n autocracy is not necessarily the enemy of Western democracies. Their relation is indeed as certain Western countries elaborated — it is a relationship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orld peace has been maintained for 77 year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s not a paramount problem;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ead, is the focus of governments across the world.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contention will not impede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alongside with contentions.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two will become the way Western nations deal with China in the foreseeable next ten years. Since that Xi Jinping is highly likely to be re-elected on the 20th plenary congress of the CCP, even if he leaves office upon the 21st congress five years later, his influence will continue to hold tight until the year 2032, as the top figure controlling China’s power.

10) Covid-19 and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 the Pandemic

The infectious pneumonia caused by China’s Wuhan Virus has been devastating to the entire world for over two years now; and i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its presence in the human world; the global death toll has reached five million. Response to this pandemic varies due to cultural and societal differences across nations; for example, Asian societies such as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 are similar, mainly depending on a high rate of vaccination and 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the quarantine measures. European and American societies have their traditions of honoring liberty, hence the insufficient compliance of people to the voluntary quarantines and therefore higher infection and mortality rates than seen across Asian states.

The zero-covid policy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ymptomatic of the millennia-old notion of the Grand Unification under a centralizing power [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 Securing low human-rights has been the talisman of this oriental empire,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ed ones alike as normality and even becoming their pride. Indeed, for a large country of 1.4 billion, the infections and mortalities have been lowered to a minimum thanks to a centralized totalitarian rule, this is something never to be done in the West, in Europe or America. Hence, be it success or failure, it is all from autocracy. Thankfully, the mortality of Covid-19 is not too high: the total death toll in Western societies is still within an acceptable range, otherwise China would really become the winner of this pandemic.

11) When Will Shanghai Achieve Independence

Many on the Internet have asked this question; it is asked in the same format as “when can China achieve democracy”, but the answers to them are about the same. Activists i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are hyper-optimistic, sharing the view that China would almost certainly achieve democrac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CCP rule, while we hold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Shanghai has its best opportunity righ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CCP.

During the Bei-yang Government (1912–1928)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markably there were provincial parliaments and local warlords that declared independence and started political autonomy — all because the previous regime with a centralized power had collapsed and a new one was not yet a full-fledged central government, unable to rule all the places. If it weren’t becaus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北伐] of Sun Yat-sen and Chiang Kai-shek with their KMT, what is today China would highly likely have become a multitude of nations forming some kind of economic unions, much like today’s Europe, and not a unified centralized totalitarian regime [大一統集權國家] as it is now.

12) Coda

Only the people of Shanghai have the right to support or oppose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People from China have no right to interfere with or deprive Shanghai’s self-determination, nor do any other countries or their governments. The success of Shanghai Independence is contingent upon the choices made by the people of Shanghai themselves. Choosing between Shanghai Independence or continuing under the Chinese rule is a question for the people of Shanghai about their own life and their own fate.

We wish everyone a Happy New Year!

May God bless Shanghai!

Link to the original article on the Shanghai National Party website:

上海独立运动白皮书(2022年)

2022年1月1日

上海独立运动已经跨入第五年。在2022年,上海民族党将继续秉持反专制反大一统、脱华归欧全盘西化的理念,持续发出寻求上海民族独立自决的声音。

过去的四年,全体沪民党党员尽心竭诚,携带上海独立的旗帜和标语走遍了美国本土48个州,远至欧洲的英国、德国和瑞士。我们坐而言起而行,在多个城市参加抗议中国专制政府迫害维吾尔、图伯特和香港民族的游行示威活动。在互联网,沪民党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从未停息。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谨向支持和关心上海独立运动的朋友报告对我们所共同关心问题的立场和看法。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由汉人组成的暴力恐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以暴力为手段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无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抑或是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是汉人专制政权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实行残酷暴力统治的代名词。无论毛或邓或江或胡或习或其他人成为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首领,无论中共的政治纲领和中国的国家政策顽固或是开明,无论中国社会自由度前进或者倒退,中共的组织性质都是反人类的恐怖集团,中国的国家本质都是两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是汉族人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汉族人的国家,正如过去200年前的满清帝国是爱新觉罗氏统治的满族人国家。中共的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图伯特等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正在对上海、香港、广东等文化民族实行文化、语言灭绝,正在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实行数字化法西斯统治。

上海民族党宣告,我们以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为己任,我们视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神圣使命。

中国人民和奴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一群丧失基本人权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之下,他们没有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监督问责政府的权利,没有享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权利,没有选举自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甚至没有决定生育几个后代的权利。在中国专制政府胁迫之下,他们被迫缴纳高昂的税赋,被迫表态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政府,被迫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被迫承认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被迫反对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的极权社会是现代的奴隶制社会,中国人民是现代的奴隶,他们除了被剥夺言论自由权利等基本人权,被剥夺了自由生育权外,还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驯化成身为奴隶却主动替奴隶主着想的奴才,这些奴才不但成为帮凶,还整天惦记着奴隶主的天下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是否有其他奴隶企图反抗分裂奴隶主的国家。

大一统和中国民主运动

从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到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都带有维护大一统的特征。上海民族党宣告,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维护大一统的中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排斥民族自决权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当前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之下,上海实现独立与中国实现民主一样绝无可能,但也如中国民运人士认为推翻中共暴政之后中国有机会实现民主一样,上海独立人士认为推翻中国共产党暴政之后,上海有机会实现独立。假如中国实现民主是建立在剥夺图伯特、维吾尔、香港、上海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话,那么我们将反对那样的中国民主。假如中国实现民主是建立在“上海独立要问问14亿人民答不答应”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反对那样的中国民主。假如中国实现民主是建立在“你们有投票选举中国总统和上海市长的权利但没有选举上海总统的权利”之上的话,那么我们反对那样的中国民主。假如中国实现民主是建立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后再来讨论上海独立”之上的话,那么我们反对那样的中国民主。

中国实行民主与中国实行专制

沪民党反对剥夺上海人民自决权的中国民主不等于支持共产党的专制,沪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不等于支持剥夺上海人民自决权的中国民主。我们既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也反对大一统中国民主,因为两者都剥夺了上海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假如中国实现民主的同时尊重上海的民族自决权,那么上海实现独立的同时也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不干涉中国的社会制度,专制或是民主。

专制是个坏东西,但民主不一定就是个好东西。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民主如果继承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衣钵,那么这种中国民主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没什么两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没什么两样,和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没什么两样。

上海独立运动与上海民族党

所有主张上海独立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上海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所有认可和主张上海独立的人士都是上海独立运动成员。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沪独人士,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以推动上海民族自决和上海独立为目的的沪独组织。

上海民族党于2018年7月18日由51位创党党员宣布成立,并通过媒体广而告之,成为上海独立运动历史上第一个沪独组织。2021年沪民党进行改革,取消入党申请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上海民族党,退党无需声明。同时废除党费制度,改为自愿捐助。

中华民族是一部民族灭绝机器

中华民族是汉人专制政权奴役和愚昧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工具,专制统治者企图以中华民族掩盖人口占绝对大多数汉族对其他人口占极少数民族的种族同化政策,从政治文化入手最后消灭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压制少数民族反抗汉人统治实现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暴力工具,汉人专制政权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宣传激发汉人的民族主义,从而达到以专制统治压迫汉人,以民族主义驱使汉人歧视和压迫其他民族人民的目的。

上海民族党毫不掩饰对中华民族持反对和否定的立场。

孔子学院与神韵

孔子学院是汉人专制政权以文化交流之名,向西方输出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文化的工具。神韵是法轮功群体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名向西方社会灌输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文化的工具。汉人专制政权与法轮功群体,推崇和维护中华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文化的本质是一样的。法轮功反共不反习和反江不反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上海民族党既反对孔子学院之类的专制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反对神韵之类的颂扬大一统专制制度和文化的歌舞表演。

西方国家与维吾尔集中营和香港沦陷

西方国家对汉人极权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民族犯下的反人类种族灭绝罪行,在立场上是明确的,在手段上是软弱的。同样,西方国家对汉人中央政权在香港摧毁法治迫害香港民主人士、独派人士的法西斯暴行,在立场上也是明确的,在手段上也是软弱的。

在经济深度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理解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在经济上需要相互合作,在其他方面如气候变化议题、核武器消减议题、联合国维和议题、世界和平稳定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等多方面都需要相互支持和合作。我们理解为了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国际奥委会和北京政府也需要相互支持和合作。

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竞争合作关系

专制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如某些西方国家所阐述的那样,是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二战之后世界和平已经维持了七十七年,民主与专制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全球合作发展经济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重中之重。人们将会看到,吵架不妨碍合作,合作不忘吵架,两者兼顾此消彼长将成为今后十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主色调。因为习近平在今年中共二十大上获得连任的几率很高,即便习近平在中共二十一大离任,他的影响力将足以继续掌控中国最高权力至2032年。

Covid-19 与各国不同的抗疫政策

发自中国的武汉病毒传染性肺炎已经肆虐全世界两年之久,估计还将继续遗害人间,全球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万。防疫抗疫政策取决于各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譬如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相类似,高疫苗接种率和民众自觉隔离为主要防疫手段。而欧美各国具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民众自觉隔离不足,造成感染率和死亡人数明显高于亚洲国家。

中国政府采取的清零政策,有着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的显著特征,低人权保障是这个东方帝国的政治法宝,从政府到民众不但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豪。的确,对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而言,中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因中央集权专制而被降到最低,这是西方欧美国家无法做到的,是故成也专制败也专制。所幸的是,Covid-19 传染性肺炎的致死率不是很高,西方国家的死亡人数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否则中国真的可能是这次大流行的赢家。

上海何时能够实现独立

很多网友提出上海何时能够实现独立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的格式是一样的,两者的答案却不尽相同。中国民运人士极其乐观,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共政权垮台之后中国必然实现民主,而我们认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的垮台也是上海实现独立的最佳时机。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发生过各省议会宣布独立和军阀割据自治,皆因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覆灭,新的中央政府羽翼尚未丰满实力不足,无法对各地实行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致。若无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的北伐,今天的中国很可能是欧洲那样的各独立国家经济联盟,而不是大一统集权国家。

结束语

只有上海人民有权选择支持或不支持上海独立运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无权干涉和剥夺上海人民的民族自决,其他国家政府也无权干涉和反对上海人民的民族自决。上海独立成功与否将是上海人民自己的选择,因为选择上海独立或是继续被中国统治是上海人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上海人民对自己命运的选择。

祝各位2022年新年快乐!

愿上帝保佑上海!

何岸泉:2021单车环德

 第一篇 携带 E-bike 飞德国

 1、德国对电动自行车骑行的限制

7月份欧洲疫情回落,宣布对美国游客开放,燃起我去欧洲旅游的念头。脚底生了骨刺不便长时间行走,但又希望圆德国旅游之梦,遂决定以单车骑行方式游德国。自知体力有限,故而选择时下纽约流行的电动自行车。货比三家之后,看中了一辆800美元的E-bike。 下单之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德国是否允许我骑着电动自行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上网谷歌,一查吓出一身冷汗:限制不少。有电瓶输出功率限制,怕速度太快影响安全;有最大车速限制;有的网文说要考电动车驾照;有说要购买电动自行车保险;有说有些道路禁止电动自行车骑行;等等。几乎打消了我骑电单车环游德国的念头。

然而环德骑行光靠体力肯定吃不消,决定硬着头皮顶风作案,到德国后见招拆招,遇见问题解决问题。

2、自行车运费多少?

 第二个头疼问题是自行车托运费230美元,来回460,相当于一辆自行车的钱。怎么办?是到德国买一辆前后都带变速的,还是付460美元运费带一辆 E-bike 去?又是两难。

困扰几天之后专门去了趟机场,心想汉莎航空公司的柜台服务员应该能够给出最后答案。结果令人沮丧:一分不多一分不少,$230。临走还叮嘱了一句,让我提前去官网下单购买附加大件行李托运费,因为第一件箱子免费,第二件要收费,支付$460托运费还是到德国买一辆?纠结之后决定460美元就460美元吧,花钱买省力。

于是按嘱去官网支付自行车托运费。 好消息来了:提前购买可以打折。就是说比登机当天支付便宜。如果不是选择自行车大件托运而是选择重量轻于50磅的行李,托运费更便宜,打折之后是$85。突然发现第二件行李托运票上没有限制尺寸大小。那么是否我把自行车箱子的重量减轻到50磅之内,就可以享受普通行李的待遇呢?第二个悬念要等登机那天在机场才能知道答案。

3、电瓶能否托运?

上面说的都是自行车,还没说到电动自行车,区别在电瓶。查了航空公司网站,明确规定充电宝等带有锂电池的充电设备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因为锂电池在货舱容易碰撞起火。至于电动车的电瓶,明文规定不能携带。顿时心凉了半截。心凉归心凉,登机当天还是把电瓶带了去,万一运气好呢?做好电瓶被拦下的心理准备,大不了到德国配个电瓶。 于是把自行车能拆的都拆下来,甚至准备了另一纸箱装前轮。结果拿秤一秤,发现前轮可以和自行车一起。把自行车脚踏、座椅等拆下统统装入行李箱。两件托运行李都控制在50磅之内。

4 碰运气

当天提早四个小时到达纽约JFK机场。在Check-in柜台出示疫苗接种卡和72小时内核酸抗原检测阴性报告,柜员看了看磅秤上的数字,说自行车纸箱要打开检查。自行车被机场工作人员拉到另一处开箱检查后贴上机场封条,说搞定,你可以去安检了。安检处,安检人员拿起电瓶问这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电动自行车的电瓶。他问自行车托运了?我答是。他说电瓶可以带。顿时我高兴得差点眼泪掉下来。大家可能读到过各种电瓶自动起火的报道。可见机场安检部门也在不断修正携带物品的规则,航空公司官网上的规定有过时的可能,加上具体办事人员对规定执行的宽松度并不一致。

第二篇 寻找充电器

1、110V 和 220V

欧洲包括德国民用电源是220V,所以环德骑行装备中包括220伏转化成110伏的变压器,供手机和充电宝使用。 E-bike下单之后才想到电压问题,赶紧上网查看发现充电器电压配置为110V – 220V才松了口气。但E-bike到货后开箱检查电瓶充电器,却发却发现只是110V。发邮件询问厂方,对方回答是根据客户所在国家配置不同电压的充电器。厂方建议我现在下单购买一个220伏的充电器寄到德国旅馆,不过需要10天,还提醒一句说德国有很多E-bike,应该可以买到充电器,这时离飞德国只剩下六天时间。上网发现符合原厂标准的220伏充电器有售,五天到货,当机立断下单。结果连续跟踪三天发现销售商迟迟未发货,果断取消订单,因为在我离开纽约之后到货的话还要退货,麻烦。最后只剩下到德国购买一条路了。

220V与110V之争由来已久,自1879年爱迪生发明碳丝白炽灯开始,逐渐形成今天的欧洲中国使用220V,美洲日台使用110V制式。1890上海开始使用白炽灯,电压为100V,全套设备直接从纽约运抵上海。1901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压改为200V并日夜供电。

2 法兰克福没有充电器

法兰克福作为单车环德的起点预定停留两天,任务不是游览而是:一购买手机上网卡,二购买充电器,三给E-bike安装后行李架。 9月26日纽约下午起飞27日凌晨到达,在旅馆补觉睡到上午十点赶紧出门办事。旅馆位于中央火车站附近,热闹非凡。很快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收集到两条有效信息:一是街对面就有卖手机上网卡,二是E-bike随便骑没人管,都是好消息。马上在中东移民开的手机店办妥上网卡,人又活了的感觉。用过午餐之后第一步组装自行车。因为在纽约已走过开箱-组装-试骑-拆车-装箱的程序,再次组装并不难。

随即上网寻找自行车店或E-bike店或自行车修理店。为保险起见,曾在纽约特意找到一家自行车修理店,询问有无电瓶充电器卖,店家指着货架上一堆充电器说有,都是来自中国。仔细查看规格完全符合原厂标准,要多少有多少。同理可证在自行车大国E-bike强国的德国买个价值几十欧元技术含量不高E-bike易耗品—充电器应该不是问题。然后我错了。有时候逻辑推理真的不管用,而且会害死人。法兰克福的确是个大城市,骑自行车的人满大街都是,可满眼望去骑自家E-bike的一个都没用,出租的E-bike和电动踏板车倒是不少,真是奇了怪了。到自行车商店一问,没有。去自行车修理店再问,人家不修理E-bike,更别想有充电器。

好吧,我找E-bike专门店总有吧。循着网上查到的地址骑了半个小时,人家却早已搬走。再想找时天色已晚,商店关门时间已到。回到旅馆心情沉重茶饭不思。三项任务仅完成一项,充电器希望渺茫,单车环德卡在小小的充电器上,越想心越不甘。可不甘心能带来充电器吗?此刻人生经验告诉我,不能获胜就选择投降。

法兰克福固然买不到充电器,何不试试网购?亚马逊的英文账号不能用了,满眼都是德文。借助翻译软件好不容易注册成功德文帐号绑定付款信用卡之后,输入充电器规格,提示10天之后到货。要在法兰克福等十天?心情再次坠入谷底。临睡之前,把欲购充电器而不得的遭遇发推诉说,为使自己免于郁闷而死。

3 天使降临

防止自杀专业人士通常会告诉你绝望之时倾诉会变得异常重要即使无法给你带来牛肉但灌一口鸡汤总比脏不拉几的河水或带有昨天沐浴露香味的浴缸水憋死来得划算。虽然我的绝望远远没到自裁程度仅仅影响胃肠道功能和激活了口唇疱疹病毒的活性,但上帝已经看不下去了。他老人家先后派了两位天使前来搭救。 “我已经下单。加急快递充电器明晚送到你住的旅馆。”天使的语言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第二天一夜迷迷糊糊半信半疑的我上午十点准时出门,给自行车安装后行李架,以便安放两个自行车后架挂包。骑车长途旅行为防轮胎裂爆不仅带了修车工具、两条内胎、链条润滑剂和清洁剂等,两包牛肉干、一包巧克力和饼干、坚果,洗漱用具剃须刀,还有一些觉得可能有用但从未用到的东西,都可以装入悬挂在后车行李架两旁的挂包。骑行衣裤换洗内衣裤充电器则全部装入双肩背包。所以后车行李架是必不可少的装置。其实原厂有免费赠送一副行李架,无奈因货运延迟关系无法与原车同时寄到。

据报道德国人30%通勤靠自行车,所以几乎每辆自行车都设有后行李架,方便上班族悬挂挂包装载生活用品和工具,甚至后座行李架上装置小孩的座椅。父母载着小孩骑行在德国稀疏平常,但鲜见于纽约。纽约自行车大都作锻炼之用,较少用于通勤。没想到行李架也来凑热闹,成为另一道难题。跑了几家自行车行和修车行都没有合适的行李架,因为自行车后轴轮处的结构没电动自行车那般复杂。

焦头烂额之际一位自行车行老板建议我去法兰克福最大的自行车零件店看看。骑行30分钟终于买到了合适的行李架,想请自行车零件店的修理部安装,对方说你要等,明天才能取货。无奈只好自己动手。傍晚时分回到旅店,充电器也到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感谢天使扮演者。

第三篇 千里走单骑

1、自行车运动的危险系数

运动就是折腾,折腾是要担风险的,担不起风险就莫折腾,在家宅着,闲来无事刷刷推,大不了封号再开。自行车运动风险有多大?行话叫做危险系数。据说足球运动危险系数最高,跑步次之。很奇怪,跑步有啥危险?第三橄榄球,合理冲撞撞,死人不会,骨折脑震荡会。第四名就数自行车。为啥呢?会被汽车撞。闻者花容失色:原来如此。的确,自行车骑行区域多为公路,沿着公路边骑行的你扭头看见女驾驶员你怕不怕?每年死于交通事故人数高达百万,每25秒便有一人死于交通事故,死者多为行人和自行车骑手。可见自行车运动的危险来自横冲直撞的汽车而非自己本身。

2、德国的自行车法规

此次去德国骑行兴奋地喊道我来对了。德国政府规划的自行车国道四通八达,自行车骑手享有国民待遇,几乎凡是人可以到的地方也对自行车开放通行。处处都设有自行车停放场,地铁火车开辟专门的自行车车厢供旅客携带自行车。甚至乘客不多情况下,坐公共汽车也可携带。

如果您看到这个指示牌 (人行-自行车共用道),这表示行人和骑车者共同使用这条道路。您须谨慎行驶,并注意路上的行人。如果图案中是上下的直线,行人自行车分列在直线两边,则表示骑行者必须在指示标上或者地上相应标明的一侧骑行。在高速公路绝对禁止自行车骑行。自行车必须装有前灯后反光灯和喇叭。德国自行车法规还规定右转必须伸右臂、左转伸左臂示意,如果是自行车组队上路,则必须前后骑行,不要并行。

3、自行车导航

在德国骑行用的是谷歌导航,所以充电宝是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保证手机供电。起点终点设定之后选择通行方式自行车。通常谷歌会提供几条不同的路线供你选择,你可以看到不同路路线的不同地势,有的平坦但遥远,有的高低起伏跌宕但路程短。至于如何从谷歌导航给出的路线预先辨别路况好坏,则无可奉告。因为我至今也没摸索出规律,这也是骑行的乐趣所在,每天出发时你不知道今天等待你的是什么路况。不过有个经验可以奉献给大家,欧洲包括德国设有12条洲际专供自行车旅游路线,善加利用你可以在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专用自行车道上尽情享受沿途秀丽风光和城乡风貌,时不时还可以与俊男美女擦肩而过饱览风情。

4、歧途和险境

多次误入歧途,被导航所害。多次身处险境,从坡度达15度的公路往下冲。多次遭遇因水灾风灾道路横断,不得不兜大圈子绕行。更有一次差点掉河里,因为踏上了一座断桥。

那是在去汉堡的路上,因为约好的民宿房东联系不上,只好咬牙直奔汉堡。离汉堡青旅还剩一个小时路程时太阳已经下山,路上漆黑一片。汉堡是个港口城市,易北河在汉堡形成多条网状支流,从西往东进入汉堡市中心需跨越几条大河。黑咕隆冬按照GPS引导摸索向前,见一座桥在修,设有禁止车辆通行标志,心想车辆不能过,自行车总能过吧。推着车往前走,没走几步见桥面被刨了,透过钢筋水泥缝隙能看见脚下的河水。再往前走几步,赫然发现桥已是座断桥,吓得赶紧调转车头小心翼翼往来路撤。往回撤时才发现旁边不远处新桥已经造好,只是因为天黑没看见。

GPS有一次把我送到一大片农田深处后,自行车道消失不见,我只好时而推着车、时而扛着车穿越农田看着GPS往最近的公路方向一步一步挪,所幸没有小溪房屋高墙拦路,否则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还有一次不知不觉骑到高速公路上,吓得要死,赶紧撤到旁边杂草从里,四下观望发现明明有自行车专用道自己却没发现。然而刚巧这个路段为安全故政府用铁丝网把自行车道与高速公路隔开。只好推着车在齐膝深度杂草丛中向前走,心想不可能一直有铁丝网吧,谁知足足推了半个小时铁丝网才消失不见,累得我一身汗。

10月末的德国已经很冷了,很多次手脚冻得生疼,不得不停下车跺脚搓手暖和一些再上车骑行。遇见下雨更是要命,手机怕淋湿,道路泥泞打滑,尤其是下坡最危险。所以下雨天通常放弃骑行改坐火车。

5、骑行中的住宿

环德骑行前三分之一路程的住宿我倾向选择民宿,价格便宜,还能近距离观察体验德国民间生活,有机会结识德国房东尤其是乡村的房东。但由于村镇的民宿位置比较偏僻,经常要绕远道才能抵达。后三分之一改为首选旅馆,德国城镇中心都设有旅馆,而我的导航路线都是以大城市为起点终点,中间串连起无数小城镇,这样方便我设计骑行路线,安排住宿。由于疫情缘故,小城镇的旅馆价格并没有比民宿高多少,约莫平均贵10欧元而已。而且旅馆比民宿干净整洁、更隐私,且易沟通、方便专业。住女房东主持的民宿还好,男房东的民宿比较脏,气味重。 早就听说有青旅这种东西,这次骑行才真正享受到青旅的价廉物美,而且大城市都有青旅,真为我节省了不少旅费。青旅比较适合单身游,床铺选择有10人一屋到4人一屋不等。多数青旅设有女生宿舍,但4人一屋的通常是男女混居,因为价格较贵住的人少。青旅一般没有年龄限制。

6、德国的疫情

德国的疫情在加重,在德国住旅店、在餐馆内用餐都严格规定顾客必须接种两次疫苗。商店政府部门公车地铁火车虽然没有检查疫苗卡但人人自觉戴口罩。餐馆、旅馆业主告诉我,这两年应政府要求暂停营业的损失德国政府全额补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爱国者愿意呆在西方国家实施远程爱国的根本原因。德国11月17日报告24小时新增52826 例染疫病例,为2020年初大流行以来之最。

截至10月31日德国国内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为66.5%,远低于群体免疫所要求的80%的目标,主要原因是未接种者认为疫苗对人体的危害大于病毒本身,也对疫苗副作用尚存疑虑。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每5个重症患者中就有一位接种了两针疫苗,说明疫苗有效但并不能提供完全保障,也说明未接种者在这一波疫情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何说服未接种者接种成为各国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国邻居奥地利敢于开风气之先,成为第一个对未完全接种疫苗者实施禁足令的国家。而在美国,政府要求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辞退未接种员工。可见与病毒共存也是抗疫失败的托词。追求群体免疫不就是不想与病毒共存吗?

第四篇 二战发源地

1、日本

1989年1月7日我27岁,在日本东京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课余在旅馆餐厅打工。那天昭和天皇驾崩,日本全国失去了亲人一般,哀痛看得见。次日餐厅店长拿着一朵纸质黄花让我别在胸前,被我拒绝。店长问どうして,我回答说1937年我祖母和大伯死于日军轰炸。店长歪着头想了半天,说你今天拿休息吧。

1988年-1990年我在日本东京就学,两年期限。两年间也游历了其他地方譬如大阪京都奈良冈山等地。日本人待我友善,除了祖母大伯的不幸遭遇外,上海外科医生背景也是原因之一。具体以后若有机会再说与大家听。那时在日中国人很少,环境成就我的日语进步很快,半年后就到了说梦话用语为日语的程度。

记得第一次飞抵东京的那天,看着新宿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商店鳞次栉比货品琳琅满目,有种到了天堂的感觉。要知道1988年的上海大百货公司里没有一座自动扶梯,而东京很多商店都有自动扶梯带你去二楼。那时在日本即便做个餐馆洗碗工,一天的工资也比上海外科医生的月薪多。知道我祖母的遭遇后日本人无一例外都会向我表示歉意。用他们的原话是おじさんはとても悪いです。当时的我没有像今天的我那样对事物愿意进行深度的观察和思考。总之大和民族和德意志民族,两个洁身自好严于律己聪明勤奋善良朴实的民族,两个发达文明西方国家的过往,曾经有过如此野蛮和不可理喻的疯狂。

2、国家是个坏东西

我是带着疑问来到德国的,想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无条件服从国家命令,指望通过战争和屠杀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看着各式各样不同建筑风格的教堂,仿佛穿越时空看见80年前的德国年轻人迈着整齐雄壮的步伐唱着圣歌从教堂中鱼贯而出到其他国家去杀人放火。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国家的职责是保护人民,国家的权利是发动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国家利益从而间接也是为了使得人民获得更好的保护。人民也希望国家强大,拥有更广阔的领土和丰富资源。因此以国家之名发动战争显得神圣且理直气壮,与平时教科书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谋而合,年轻人踊跃参军更是一种勇敢和责任心的表现。

大航海带来地理大发现,掌握先进科技的西方文明怀揣着政治经济利益,在枪炮护航下驱散了落后地区的野蛮,把现代文明殖民到世界任何角落,厥功至伟。1921年,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达3400万平方公里之多,是她本土的136倍。那时英国已经失去了北美13洲,即独立的美国,由此可见现代西方文明是以暴力经济贸易方式传播开来的,其中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唯一的解决国家外部问题的方式。如同不是每阵风都如春风般温煦,不是每阵雨都能带来彩虹一样,当文明以暴力方式倾泻而下的时候,结果比初心更重要。当我们毫无疑义地反对战争的时候,战争的结果才是我关注的重点。

3、我所见到的德国人

在德国单车骑行的30多天里,德国人留给我的印象是拘谨、认真、严格、友善。在去汉堡途中在一家餐馆里,一位中年顾客呵斥我没有把厕所门关好,因为他的座位正对着厕所门。在民宿,房东用英文结结巴巴向我讲述这栋300年高龄房屋的历史。在机场,汉莎航空公司柜台服务人员再三警告我E-bike 的电瓶不能带上飞机。在自行车修理行,修理人员得知我急着用车,答应加急。在旅馆,自行车包装纸箱可以免费寄存达一个月之久。刮狂风那天,在火车车站在车厢里,会英语的德国男女把广播中每一句都翻译给我听。在某市政府,工作人员要求留下联络信息后再借用厕所。

风灾日,铁路维护人员清理横卧在铁轨上的树枝后,旅客们打开车窗鼓掌致谢。雨天的深夜,清洁工认真清扫街道。小镇的咖啡馆,店主仔细擦拭每一块玻璃保洁。在民宿,屋主精心培植的鲜花开满前庭后院、门前窗沿。城市里,年轻的父母踩着自行车,身后的拖挂里有他们的小宝贝。乡村的田野风和日丽,年轻的幼稚园老师牵着小朋友出来晒太阳。美因河畔莱茵河边,老年夫妇骑着 E-bike 锻炼健身。位于德国角的蛋糕店店员,开张前用消毒液冲涮桌椅,做好迎接客人的准备。歌舞剧院外,寒风中观众井然有序地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地接受工作人员逐一扫描疫苗接种二维码后入场。民宿的老人,告诉我加油站有免费充气的服务。骑行途中,无数男女老幼向我点头微笑,相互 Say Hello 致意。

4、富庶的民族国家

根据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为依据评定世界各国人民生存质量的人类发展指数,德国位居第六,同时也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德国以领先的科技、工业和汽车制造业著称,不但10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欧洲诗人和思想家之国。德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始于1880年。德国失业率为4.7%,为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最低。骑行30多天经过30个大中城市近百个乡镇,千家万户尽收眼底,他们富庶看得见,安居乐业是我对这个民族国家的直观感觉。

德语是德国唯一官方语言,与中国政府强制推行普通话不同,德语是德意志民族语言,是7700万德国人的母语,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德意志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既是德国从二战中能够迅速重建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原因,也是90年前德国的危难时刻在希特勒的领导下迅速崛起迈向纳粹帝国的主要原因。

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近邻瑞士,使用德语的瑞士士人口占62.7%,加上外国居民高达72.5%,但瑞士自1815年起成为永久中立国,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发源地和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的总部所在地。瑞士更是世界首富,集和平与富翁于一身。 德国与瑞士,前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人,后者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都具有发家致富创造新世界的能力,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显然,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如何使,使好了利国利民利世界,用坏了害人害己害人类。

2021年12月13日于纽约

上海民族党负责人飞赴伦敦与伦敦党员首次相聚

2021年11月7日,正在德国单车环德骑行的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泉飞赴英国伦敦,与伦敦地区党员马修和程乔首次相聚。

上海民族黨負責人何岸泉參加由藏人行政中央主辦的第四屆日內瓦論壇

由藏人行政中央主辦的第四屆日內瓦論壇,於11月1日召開,論壇聚焦於中心主題–即中國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侵犯。為期兩天的論壇匯集了世界各國的人權專家學者、外交人員和受影響團體的代表,監測和評估中共統治下各地區的人權狀況,敦促中國改善其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

上海民族黨負責人何岸泉參加了為期兩天的論壇會議。會議期間,何岸泉並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Penpa Tsering 先生和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 Dolkun Isa 先生介紹了上海民族的創建和發展歷史,表達了反對大一統集權專制爭取上海獨立的政治立場。在兩天的會議中,何岸泉與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工作人員在內的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交換了各自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看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