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經緯——中國境內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王國
奚玉書
筆者自一九三二年起，至一九四一年離開上海赴重慶參加國民政府抗戰工作爲止，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華人委員及華人董事之一達十年之久。這十年的歲月，正是筆者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的壯年時期，也是列强侵華勢力消長、日本軍國主義稱王稱霸的年代，其間上海一地，就經歷「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抗戰」的日軍血腥屠殺，迫使大批難民同胞湧入公共租界，以致租界人口惡性膨脹，加重了工部局華人董事爲難民同胞解决困難的責任。當時，余係年齡較青之董事，兼任董事會轄下各組委員會工作最多，義不容辭，自應負起重任，共濟時艱。差强人意者，由於英美在華利益，面臨日帝獨佔威脅，反映在工部局由各國組成的董事會上，中英美三方董事，往往協調聯爲一綫，使日董陷於孤立，以致余在華董任期中，尚勉能得心應手，有所主張，對國家民族稍盡國民天職。
如今事過境遷，上海租界於抗戰勝利後早已收回，作爲殖民地統治機構的工部局亦成爲歷史名詞了。然而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往可以知來。餘以愛國愛鄉的心情，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史實寫下來，替歷史作個見證。
上海「政府中的政府」
衆所周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位於南京路、廣西路轉角處的一幢紅磚建築物，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的衙門，是統治租界區內中外居民的最高行政機關（聽說現巳改建爲廣州飯店），它歷來不受中國政府管轄，自成體系，在中國境內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王國，是大上海市政府中的政府。
這個小王國的政府工部局，是何時建立的？可以說：中英鴉片戰爭締結的「南京條約」（又稱江寧條約）種其因，開闢上海租界結其果（曾在春秋五二八、五一七期「上下古今話上海」文內叙述）。它脫胎於一八四八年組成的「道路碼頭公會」，這時英美租界已開始建築道路、碼頭和船塢。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七月八日，英国領事阿利國、美國領事麥非、法國領事爱棠爲擴張租界的權利，片面擬定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新章」十四欵，未經满清政府上海道台的同意就公佈了。復於七月十一日在英領署召開「租地人會議」，到會三國領事及租地人四十九人，由英領阿利國任主席，正式通過地皮新章程。按該章程規定，解散原有的「道路碼頭公會」，另行組織統治三國公共租界的市政機關——工部局。同時，選出工部局董事五人，組成董事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繼於七月十七日，工部局舉行第一次董事會議，决定設立若干委員會，其中以「防衛委員會」成爲工部局專政的武力支柱。由此工部局便正式建立而成爲上海「政府中的政府」了。
工部局董事會權力人
工部局的組織，由簡而繁，不斷擴大，最高的權力集中于董事會，董事人數最初只有五人，後來陸續增加，華人也取得董事的席位。到一九三○年以後，董事名額增加到十四人。董事會下設警務、財政、銓叙、工務、火政、衛生、公用、教育、圖書、劳工、交通等十一個小組（亦稱委員會），由董事分別兼任組長，必要時還由董事組織特別委員會，處理特殊的事務。
最初按章程規定，有權選舉董事的人，只限於住在租界內的外國人，而且要具備「所執產業地價在五百両（白銀）以上，付房地捐十両以上，或賃住房屋每年租金在五百両以上而付捐者」，才有選舉權。至於董事候選人的資格，則要「付房地捐每年五十両以上（執照費不在內），或貨住房屋租金一千二百両而付捐者」。這說明選舉權與候選權都操縱在大小資本家手裹，而且排除華人。
這些具有選舉權的「納稅外人」，每年舉行會議一次，除選舉工部局董事外，凡徵收捐稅、預算、決算以及市政設施等等，都有權討論、通过或否決。借用大陸上的術語，這叫做「資產階級民主」。
華人參政是紙上談兵
至於華人參政與華人董事的產生，過程非常曲折，由一八五四年成立工部局董事會至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國運動期間，一直排除華人干政，「資產階級的民主」權利，也不讓租界華人享受，比香港殖民地華人待遇不如（香港亦係「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因此引起中外公正人士的非議。最初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駐北京各國公使會議，議决改組上海租界的五原則方案，就主張「市政制度中，須有中國代表，凡一切有關中國居民利益之措施，須先諮詢，得其同意。」次年（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二日．駐滬各國領事在英領署舉行的會議中，根據各國公使會議議决案，决定「由租界中國居民代表三人組成一部，以便對於捐稅、維持秩序等有關華人的事情，爲工部局顧問商酌之用。」可是這個議决案，並未實行，如同泡影歸於幻滅了。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八月廿七日，上海「申報」以香港華人參政爲例，發表「上海租界應設華重」的擬議，並擧出三點理由呼籲租界當局實行。結果是紙上談兵，不起作用。
一九○五年（光緒卅一年）十二月八日，「大鬧公堂案」發生後（詳情見後），上海華人羣情激憤，籌組上海租界「華商公議會」，爭取華人爲董事的權利，當時工部局爲緩和華人反抗情緒，同意「華商公議會」舉出代表參政；但到次年三月十三日，工部局一九○六年（光緒卅二年）的納稅人年會中，却又否决這項承諾。於是由華人紳商組成的「華商公議會」，參政的願望又落空了。
參政權得來至爲不易
此後，工部局因擴充租界遭到中國官民的反對，乃提出「華顧問會」的名義，給與華人參政權利爲誘餌，作爲擴充租界的條件；但華人頗識大體，不爲所誘。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我國北洋政府特派交涉員楊晟與駐滬外國領事團擬訂的「擴充租界協定草案」規定「華顧問會」的設立，終因北京公使團不批准，自然「華顧問會」的設立亦未實現。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喊出「外抗强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全中國人都覺醒了，全國各地都響應這一愛國運動，上海各界於六月五日與學生採取一致行動，租界華人亦受鼓舞，抗拒工部局的增捐措施，爭取參政的權利。由租界二十四條馬路商界代表正式向工部局提出「華商與各國僑商予以平等待遇，華商方面添舉華董」的要求。跟着各馬路商界代表組成爲「各路商界總聯合會」，與原有的「總商會」同氣連枝，参與修改「地皮章程」，力爭華人參政權。奈何工部局冥頑不欤晃锻涎樱掠幸痪哦鹉辏駠拍辏┤A人第二次抗捐行動，終於迫使洋人讓步，正式成立「納稅華人會」與工部局「華人顧問委員會」，雖然打開了華人參參政的禁區，但缺乏實際權力，聊備一格而已！
工部局正式添設華人董事，獲得實際的参政權力，又經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風暴，直而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才產生華董三人進入工部局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中間的經過，另文叙述．由此可見華董的席位，得來不易，這段史實，可作爲列强侵華史的縮影。
領事裁判權侵犯主權
所謂「會審公廨」，是列强在上海租界設立的司法審判機關，是侵犯中國司法主權的標誌。在英國脅迫满清政府訂立的「南京條約」中，取得「領事裁判權」，即是英人在中國犯了罪，或成爲民事訴訟的被告時，可以不由中國官廳審訊，不受中國法律制裁，而是由英國領事自行審判。其他各國根據這個惡例，也都取得這種特權。而且租界內的中國居民，卻要受外國法律約束。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當「小刀會」起義佔領上海縣城後，英、美等國領事乘機奪取租界內的司法權，擅自審理華人的民刑案件。一八五四年租界工部局成立後，由工部局董事「輪流審案，每人一周」。一八五五年二月，「小刀會」在中外聯合圍攻下消滅，滿清政府仍然不能 在租界內直接執行對華人的司法權，凡中國居民的民刑案件，都須先交「領署公堂」預審，然後解往縣署中國衙門覆審。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七月，英國領事給上海道台公函說：
「歷年以來，本领事與貴官廳早經諒解，凡貴國官廳對於居住租界內之華人行使管轄權時，須先得本領事同意。」
這是明目張胆地侵犯中國司法權，喧賓奪主，把「租界」當作「殖民地」看待。
法律之前華洋不平等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在中國官紳力爭交涉下，上海道台派員到外灘的英國領事館，與英國領事組織一個法庭，稱爲「洋涇濱北首理事衙門」，由中外官吏會同審理租界內有關華人的民刑案件，開始廷立了「會審」制度。
中國出席會審的法官叶做「讞員」，洋人稱爲「陪審官」。洋陪審官的權威，駕凌中國讞員之上。主謇判案要經陪審同意，甚至洋陪審官在判决中寫上「我的意見中國委員亦表同意」等語，或加簽「批准」兩字。這種「反客爲主」的會審，令人啼笑皆非！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英國領事和上海道台議定擴大「洋涇濱北首理事衙門」權力，擬訂「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十條公佈，由此將「理事衙門」改稱爲「會審公廨」（地址在工部局市政廳的斜對面），這是它正式命名的由來。
新訂的「會審章程」雖然堂堂皇皇，司法的「會審公廨」雖稱公平正直，但對華洋糾紛的民刑案件，仍是洋人得利，華人吃虧；法律之前，絕不平等。上海領事團給「會審公廨」曾有暗示 ：「凡與外國個人、外人團體、或外國商人有關的案件，判决都必須於外國人有利。」這不僅是袒護洋人，甚至連入了外國籍的華人，也可以得到庇護。例如：當時美國駐華代辦衛三畏在給國務卿西華德的報告中說：
「已經發生了許多外人對中國人的嚴重凶殺案，甚至故意凶殺案，在這些案件中犯案的外國人，不是罰輕微的欵項了事，就是僅以驅逐出境或幾日拘役結案。」
這是庇護洋人的自白。
然而對華人的刑罰却苛刻得很，例如：在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八月，有四名華人因在自來火（煤氣）公司門前與兩個巡捕發生口角，引起鬥毆，被拘送到「會審公廨」審訊，結果，將四名華人分別判刑「荷枷一月」和二百大板。至於由上海道台派到「會審公廨」的「讞員」，對案件雖作依法判决，往往被洋陪審官推翻。由於這樣司法不公正，華人胸中的愤怒之火，終於爆發了「大鬧會審公廨」事件（又稱「大鬧公堂」案）。
大鬧公堂案燃起怒火
所謂「大鬧會審公廨」事件，是指一九○五年（光緒卅一年）以「黎黄氏案」爲導火線而爆發的。事緣有一位四川已故官員黎某的妻子——黎黃氏，携带大批行囊和年青婦女乘長江班輪，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來滬，準備回她廣東原籍。工部局捕房將她拘捕，控以「犯拐騙罪」送交「會審公廨」審判。由中國「讞員」關烱之、金紹成與英國副領事德韋門會同審訊。當時關烱之認爲主控案情證據不足，準備依照慣例將黎黄氏暫時押在公廨女所候訊。若按「會審章程」第二條所訂，華人之間的訴訟，由中國「讞員」主理，洋陪審員不得越俎代庖。然而德韋門却不以爲然，竟命令捕頭將黎黃氏帶回捕房，關押「西牢」。爲此華洋雙方發生爭執，德韋門惱羞成怒，大肆咆哮說：「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台，只遵守領事的命令。」這樣專橫跋扈、侮辱中國的言行，當堂引起華人的抗議，而巡捕又仗勢行兇，毆打差役和觀審的華人，終於將人犯裝入囚車，帶往捕房。
上海各界受此喪權辱國的刺激，大起公愤，從第二天（十二月九日）開始，紛紛集會，醞釀罷工罷市，以示抗議。上海廣肇公所召開旅滬粵人同鄉大會，對黎黄氏表示聲援；商務公所也集會決議，要求撤換德韋門等。上海道台在羣衆壓力下，决定公廨停訊，並提出撤換德韋門、斥革捕頭莫突森、以及撤回在公廨監視的巡捕等要求；但英方拒不接受，事體越鬧越僵。而長期積壓在上海人民心頭反侵畧的怒火，於同月十八日，进而一發燎原了！
商民以暴力對抗暴力
從上午九時起，南京路一帶的商店宣告罷市，憤怒的華人聚合在老閘捕房周圍和工部局市政廳的門前，舉行示威；而英方採取野蠻鎮壓手段，命令巡捕竟對手無寸鐵的羣衆，開放排槍，當塲打死三人，打傷多人，其他地方也發生死傷。總計這一天，十一名中國人被打死，二十多人被打傷。但示威羣衆亦不甘示弱，冒着槍林彈雨，拾起磚瓦石塊回擊，將巡捕打得頭破血流，還放火燒巡捕房，衝工部局，以暴力對抗暴力，使洋人駭得發抖，最後出動「萬國商團」武力和海軍陸戰隊，才把這次暴動平息下來。
而此案結果，乃是英方鑒於民氣激昂，勢不可侮，遂被迫將副领事德韋門調到鎮江任事，離開上海，以平民忿。復將黎黄氏由西牢送回會審公廨，總算符合了章程，也算是華方勝利了。但各界因抗議而遭受之損失，尤其犧牲之人命或傷殘之無辜，仍得不到合理之賠償，反而由上海道賠償工部局白銀五萬両，以彌補其被摧毁之損失。這就是殖民地，尤其是次殖民地人民一貫的遭遇。誰叫你們的國家任由外國人開闢租界呢！
到了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之際，列强趁火打劫，於同年十一月十日，由領事團發出通告，按管會審公廨，從此便成爲工部局的附屬機關。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發生「五卅」慘案以後，由於中國民氣大張，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才迫使上海租界摘下「會審公廨」這塊爛招牌，換上「臨時法院」的新牌子；其實换湯不換藥，外人控制租界司法權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上海自清末迄民國以來，不僅是全國金融中心，亦是政治興革的温床，尤其租界爲精華之區，藏龍臥虎，人文薈萃。歷屆選出之工部局董事華委，多一時之俊彥，若非財經領袖或社會名流，當不可能獲得提名當選，而且非年高德劭者，亦難孚衆望。余生也晚，亦不具備上述條件，然能破格當選爲華委、華董，寧非異数！不免深自惶恐，益加兢兢業業，以期勿負委託。
獲選納税華人會代表
一九三一年三月，時余執業會計師兼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仙橋分行經理，適逢納稅華人會年度改選，歷來選舉代表，大家競選熱烈，余亦受友好恿慫，參加本屆的代表競選，僅屬凑凑熱鬧的陪襯性質，絕無勝算把握。伹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余因職業上之間係，以及平素對人處世忠厚爲善的本性，一向人緣尚佳，尤其與各路商界聯合會的員工，情誼颇深，這次承他們熱忱相助，獲選爲納稅華人會代表，再經代表大會（八十一名）互選，余又被選爲納稅華人會的執行委員（執委共二十七名）。這是我後來參加工部局的初階。
任華委首先改革交通
次年，余又被選爲出席工部局的華人委員，參加警務、交通兩小組的委員，獲得參政權之後，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份內的職責，首先在公共交通方面，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舊章陋規，以求便民利民。
例如：三馬路（即漢口路）的交通管制，原規定爲單程行車。不僅對市民造成諸多不便，亦影響該馬路商業繁榮，以致空置房屋甚多，華商居民，均以爲苦。以前納稅華人會雖曾函請工部局，要求恢復該路雙程交通，以蘇民困；無奈局方洋人主管，對華人夙懷成見，相應不理，莫可如何。余爲此親往三馬路作實地調查，點驗車輛通過情形，徵詢商民改革意見，掌握恢復雙程交通可行性之充份理由後，乃列爲專案辦理，主張廢除該馬路現行單程交通陋規，恢復雙程行車辦法；並詳述利害得失，提交董事會審核，終於獲得通過，解决了此一懸而未决的交通問题，商民莫不稱便。
余爲此事大費周章，並非譁衆取寵，旨在便民利民，盡我職責而已。該馬路商界聯合會竟贈余「市民喉舌」匾額，並蒙當時華人領袖虞洽卿氏當面嘉許，以「年輕有爲」相勉勵；雖屬溢美之詞，但由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公理可以戰勝强權也。
當選爲五位華董之一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餘又僥倖當選爲華人董事，確係出人意料，當之有愧。論資歷，余係「白領」階級（當時執業會計師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秘書及稽核主任），任華董亦僅一年；論年齡，余祇三十二歲耳。而本屆其他四位華董，則爲虞洽卿（六十八歲）、徐新六（四十五歲）、郭順（五十四歲）、江一平（三十九歲）諸氏，均係當時工商巨子、社會名人，且虞、徐兩氏係華董元老，余勿能相比也，鄉黨叙齒，均係余父兄輩份。余能破格當選，固屬納稅華人會諸代表投票所致，然虞氏代爲吹噓，助力甚大，足見其古道热腸，獎掖後進之厚意。
當時，工部局董事會的董事名額爲十四人，按名額分配，計有：華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歷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總董例由英董或美董担任，總董投票作兩票計。從董事名額分配來看，表面上中、日董事名額佔七席，英、美董事名額亦佔七席，東方（中、日）和西方（英、美）半斤八両，選舉權是平等的，同意或否決權也是平等的。但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總董有兩票特權，即或東方團結一致，還是西方多佔一特權票；何况中、日兩國長期敵對，中、日董事各爲本國利益，自然也難以合作。因此，在董事會中，一切立法大權，凡百庶政，歷來多由英、美董事當家作主，自然易於操縱。
而且以前各屆華董，多善於明哲保身，寧做太平董事，不作鬥牛勇士，每於出席工部局董事會議時，多聽報告，少發議論，對西董意見與提案，合理者固然贊同，不合理者亦少抗辯；即或有事交涉，祇與總董私人談判，甚少作出正式提案，聊盡人事而已。故此西董趾高氣揚，唯我獨尊，並不重視華董地位，亦不尊重華董意見，這是令人難堪的事！例如取銷音樂隊一案，恢復三馬路雙程交通案，經過多年拖延才得實現。
致力争取单人各權益
筆者就職華董後，立願不辭艱苦，力圖爭取公應有權益擬，以公理和工作表現來挽回應得之平待遇，而虞洽卿氏以次各華董，對此力表同情，相機支持，遂不覺勇氣增加，少所畏縮與顧忌了。
按照常例，在董事會分設的十一個小組中（計有：警務、財政、銓叙、工務、火政、衛生、公用、教育、圖書、勞工、交通等組），由當任董事担任一至二個小組委員，主持該組政務事宜。所有提案或擬訂的文件，須經各有關小組委員會通過後，裝入公文皮包分送各董事核閱（每位董事都有鑰匙啟開公文包），經簽字之後，即可實施。（按：董事會每二星期舉行常會一次，會期爲星期三，平日重要文件及會議紀錄，亦分送各董事核閱。）時余破例担任警務、財政、銓叙、教育四組委員。因余在中外全體董事中，年齡較輕，似能勝任繁重工作；余亦當仁不讓，以「多做工夫、少嘆世界」爲職志，不以爲苦。
董事會設有總辦一人，副總辦二人，會辦四人（二名西人，一名華人，一名日人），總辦例由西人担任，主持局內行政事務。余任銓叙委員，主管總辦以下職員任免升調，爲執行人事法規，往往對總辦提出之人事任用或升級，不予批准，即或依照規章允予所請，亦告誡該職員須奉公守法，對華人要有禮貌。旨在折煞西人驕傲自大之氣，爲國人爭取人權。因此總辦對我猜忌，希望我第二年不再選任銓叙委員，以免損害他的權威。然而次年我仍兼銓委，而該總辦因一部日人選票遺在票櫃內沒有取出計數，遭受日人攻擊辭職，由一位副總辦遞升總辦，擬另聘一位副總辦補其遺缺。余乃乘機提議此一副總辦遺缺，應由華人會辦或日人會辦升任，並通知華人會辦何德奎告知日人會辦，促請日董提出一致主張，爭取中、日人事權利，結果獲得董事會通過。中、日兩會辦均升任副總辦。
又有一次，英人警務處長，因年老退休，例由副處長升任處長，另一副處長專任政治部主管副，所遺處長一缺，余主張由華人助理處長姚震謨升任，並說明警局處理案件，以華人案件最多，且有衆多華人巡捕，爲調和華洋隔闕，便於施政管理，理應由華人副處長（又稱副總巡）承乏其職務，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結果亦獲通過。由此華人得以掌握高層警政權。
改善教育俾洋爲中用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由租界當局所主辦的學校，旨在培養學生崇洋思想，作爲買辦階級的接班人，爲帝國主義侵華利益而作長治久安之計。余幼年會考入由工部局主辦的「華童中學」，受洋化教育（該校創於一九○四年，即清光緒卅年），肄業期满的那一年，我國爆發「五四運動」，時余任該校學生會會長，並當選爲出席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爲響應此一愛國運動，不顧學校當局阻撓，寧願放棄行將到手的畢業文憑，憤而離校貫澈愛國初衷。勉效「臨大節而不苟」之古訓，不向洋人奴化教育势力折腰。後來餘子先生在其所著「掌故漫談」一書中，於「租界文化孕育的人物」文内，曾談到本人此事過節，謬承讚許，可見是非自有定評（該書於一九七○年承香港大華出版社印行）。因此，余在工部局教育委員任內，以過去親身的體驗，對租界教育設施，特別爲華人學生着想，俾能洋爲中用，爲祖國培植人材。當時特聘爲教育委員者，計有劉湛恩（滬江大學校長）、歐元懷（大夏大學校長）、林庚侯（前清秀才、會任華董）等先生，均係飽學時賢，爲教育界之翹楚。每於出席教育會議時，劉、歐兩氏爲華人教育問題，常與西董展開爭論，尤其歐氏堅持原則，雄辯不休，爭得面紅耳赤，表現擇善固執的學者風度！林氏不說英語，言必中肯；而余則發言温和，委婉陳詞，以免中西鬧成僵局。有時華委意見雖被教育小組委員會否决，但余必設法代爲翻案，重新提交董事會覆議，往往反敗爲勝。因余與總董及英、美董事感情融洽，當準備翻案之前，先打電話與總董疏通意見，再請其他西董贊助。這種幕後交易，煞費周章，爲達目的，也就義不容辭了。故此常獲劉、歐兩氏嘉許，說余工於設計，爲華人爭光不少；長者爲我面上貼金，確有受寵若驚之感。
有時余亦用「拖」字訣，對華人不利案件，以「尚未研究清楚」爲詞，使其議而不决，一味拖延時間，設法挽回逆勢，所謂謀事在人，常能轉化不利有利。
爭取法權要迂迴曲折
向租界爭取華人法權，必須採取迂迴曲折和分進合擊的戰術，厚植華人勢力。爲此，余一面向西董「拉交情」，進行外交策畧，盡力引進愛國有爲之士，渗入工部局各部門担任工作，大家同心合力，爲華人利益而奮鬥。其間，經余私人保舉而任職或兼職各小組委員會者，計有：
（一）奚福泉任工務組劃則師。
（二）趙傳鼎任公用組律師。
（三）徐次生任衛生組會計師。
（四）經易門（華安公司副總經理）任電影審查委員。
（五）孫曉樓（東吳大學法學院教務長）任教育组教育委員（接替劉湛恩氏）。
（六）章友三（復旦大學副校長）任教育補助費委員。
（七）王孝英女士（務本女校校長）任教育補助費委員。
（八）沈有乾（沈信卿先生公子，後在聯合國任人事處主任）任華人教育處副處長（接替陳選善）。
以上所述，是余當選華董以後爭權的概况，因租界由西人大權獨揽，統治絕大多數華人的不合理現象，乃是歷史遺下的惡果。余非革命家，自不能以革命手段奪權，而收回租界洗雪歷史耻辱的壯舉，應由我國政府發奮圖强才能實現；故余當時祇能利用環境，改良現實，爭得一分權力，爲同胞多做一分福利工作而已。一切譭譽，不足計也。
「虞洽卿路」命名經過
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浙江寧波同鄉會，發起向工部局要求將該同鄉會會舘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爲「虞洽卿路」，作爲慶祝虞氏七十大壽的獻禮，以資紀念其一生事功。當時虞氏仍蟬聯華董，且爲華董元老，其經營之企業與財富，可謂雄甲一方，其社會地位，朝野咸欽，真是年高德劭，當之無愧。然工部局認爲用人名作路名者，應用於逝世蓋棺論定之後，在生前不甚相宜，乃不允所請。
余與虞洽卿係忘年交（他長我三十五歲），當余初任工部局華委時，即與虞氏同在警務委員會工作，承他獎勵愛護，次年當選華董，得其吹噓之力甚大，並一同蟬聯華董於今，彼此肝胆相照，情誼深厚；且灤知其人其事，雖從上海租界買辦起家，伹富於愛國心而絕不媚外，雖多金而有高等社會地位，不但急公好義而且待人謙和，並非爲富不仁之流。因此，余於公誼私情，必須設法促成其事。於是採取會（董事會）外活動的辦法，宴請英董凱雲克、密契爾二人洽商，始允將虹口區海寧路改名。爲求達成以西藏路改名的原議，再行交涉，委婉陳詞說：「既然接納輿情，允將海寧路改名，爲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讓寧波同鄉會會館所在的西藏路改名呢？只有這樣，才能使「洽老」及其事波同鄉皆大歡喜，也才是通情達理的善舉。」但英董又提出意見，謂「改西藏路爲虞洽卿路名，須登報公告西藏路商民，徵求改路名之意見，如在三個月内無人提出反對者，始可改名。」余乃通知西藏路商界聯合會各負責人，籲請玉成其事，由全體商家聯名蓋章，備文呈請工部局，同意將西藏路改爲「虞洽卿路」，於是將此議案提交董事會討論時，始得無異议通过。此係上海公共租界以華人姓名作爲路名的創舉。（上海法租界也有一條「朱葆三」，是紀念華人朱葆三的。）
從此余與虞氏交情更親切，後經八年抗戰、同赴重慶、同任國民参政會参政員，以至於一九四五年逝世爲止。在此大動亂的十餘年間，我倆幾乎形影不離，憂患與共，忘年之交，亦人生之奇緣也。茲爲懷念故人，將其一生行誼作一簡介，並非爲其寫年譜、立傅記也。
虞洽卿一生行誼简介
虞洽卿又名和德，一八六七年出身於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從小家境貧苦，雖讀書聰敏而無力升學；十五歲時，即由其族人虞鹏九寫信介紹他到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家名叫「瑞康顏料店」當學徒。他尚未成年，遠離家鄉，初次乘船登上上海碼頭，已是腰無分文，身無長物，僅有蔽體的农服和穿着他母親手製的一雙布鞋。當他從碼頭沿着信上地址走向四馬路時，恰巧大雨傾盆，他愛惜母製的新布鞋，脫下來挟在腋下，赤着脚，冒着雨，東問西問才找到那家顏料店，從此才有安身之所。（後來虞氏飛黃騰達，大家都說起他赤脚進店的故事，稱他爲「赤脚財神」，虞氏不以爲侮。）
由學徒做到洋行買辦
這家瑞康顏料店，原是蘇州富紳奚萼銜的父親奚潤如所開設，资本只有八百銀兩，老板連職工只有三人，虞氏以學徒薪酬微薄，全年只得鞋襪津貼費十二銀元；但他安份克己，辛勤工作，頗受東主器重，不久就升做「跑街」職務，推銷貨品很有成績，那年該店就賺了二萬多元。東主奚潤如認爲虞氏小小年紀，表現成績如此優異，是商界難得的人材，前途無可限量，特別提出年獎二百元，還請他以此投資，參加爲股東，這是當時上海商界未來的特例。
虞氏初出茅廬，即露頭角，由學徒至股東的商業生活，經過十一年的勤懇學習和工作，已非「吳下阿蒙」；至一八九三年他二十六歲時，便脫穎而出，當上德商魯麟洋行的買辦，經營顏料和西藥進口，收購我國大豆、桐油和絲、茶出口，獲取百分之十左右的佣金。每年由他經手的進出口貨品數量驚人，給他個人佣金的財源滾滾而來；他又省吃儉用，青年就成爲富翁了。
獲荷蘭女皇頒贈勳章
一九○二年他三十五歲時，改任道勝洋行買辦。次年（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荷蘭銀行在上海南京路外灘沙遜大厦開張以後，他獨具慧眼，改任該銀行買辦，從此他與該銀行結了不解之緣，一直到一九四○年他離開上海赴重慶任國民參政員爲止，才與荷蘭銀行脫離關係。
本來荷蘭銀行在上海創辦之初，實力並不雄厚，除了推銷鈔票換取銀元以外，做些乳品、藥材進出口生意；但因虞氏任買辦以後。以其個人信用和商界地位爲號召，由該銀行發行現金「銀票」和「遠期本票」，每天單由虞氏經手兌換的銀子，就有三萬両至五萬両之鉅，這對於該銀行擴展業務，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在他担任荷蘭銀行買辦二十五周年的時候，除由該行贈給他一隻銀杯作紀念外，還由荷蘭女皇頒給他一顆「寶星勳章」爲獎品。
開設「寧紹輪船公司」
虞氏任買辦時，正當青壯之年，他眼光遠大，雄心勃勃，愛國愛鄉，關注民生問題，乃創辦「四明銀行」，調劑金融；又感到我國沒有純民營的航業，而國營的招商局作風落後，於是毅然開設「寧紹輪船公司」，專輪航行寧波、上海，爲家鄉水上交通服務，票價僅定銀洋一元。業務興盛，便影響到原來外商航業的生意，因而招忌。外商輪船票價降低爲銀洋五角。和他競爭乘客；但一班寧紹同鄉對他頗爲愛戴擁護，大家聯合起來，勸告鄉親旅客不搭外國的廉價船，寧願多付五角船費搭虞氏的「寧紹」船，以示對同鄉事業衷心支持。
是我國早期的「船王」
虞氏受此嘉惠，不僅挽救了航業危機，更激發他對航業的信心，於是又投資二十萬元，創辦「三北輪船公司」，購置三艘新式輪船，開闢滬（上海）漢（漢口）航綫，逐漸擴展業務，船隻增至三十二艘，噸位達到四萬多噸，沿長江各大商埠都有碼頭、躉棧，成爲長江航運業的後起之秀，與「民生輪船公司」先後輝映，打擊外商航運業務，伸張民族資本的權利；尤其在對內與共軍作戰對外與日軍作戰時，對於國府軍事運輸貢獻甚大。同時，他又代理寧興、新事興等輪船七艘，郵船五艘，或爲我國早期的一位民營「航業大王」。由於他發達以後，不忘鄉土之情，輪船公司都是以他家鄉地名而命名，所以他屬下航經員工，都是三北人、舟山人（都屬寧波府轄），成爲航運界「寧波帮」的派系。如今執香港航業之牛老的「金山輪船公司」與「環球輪船公司」，其主持人董浩雲與包玉剛，享有世界七大船王之名（計希臘三人，美國二人，中國二人），他倆都算是寧波府人（董籍舟山、包籍鄞縣），而「寧波帮」在航運界有此空前的成就，這和虞氏當年致力於航運事業創下的風氣，可能大有關係。所謂「惠被蒼生，勳流後葉。」庶乎近之。
對民族大義節操無虧
虞氏雖充任洋行買辦，但對愛國運動熱心支持，民族大義節操無虧。例如：一九○五年上海租界發生的「大鬧公廨案」，他曾出面力爭；他曾贊助南洋勸業會，贊助辛亥革命運動，響應「五四」愛國運動，支持「五卅慘案」的反帝運動（他當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支持納稅華人抗捐運動；尤其爲爭取工部局的華董席位，不遺餘力；對「一二八事變」、「八一三」淞滬戰爭，都大力贊助國軍。最後脫離日本魔掌，投奔重慶參加抗戰工作。凡此無不顯出他的爱國情操與民族氣節。是以餘子先生在其所著「掌故漫談」書中，談到「租界文化孕育的人物」一章中，稱虞氏爲「不忘鄉邦的愛國志士」，可作爲他蓋棺論定的評語。
對社會公益出錢出力
虞氏於民族大節無虧，對社會公益及慈善事業，亦樂意出錢出力，热心参加，因此人緣甚佳，頗得衆望。他爲人也很風趣，常咬文嚼字，妙語如珠；酒色不禁，「契女」甚多，鷥鶯燕燕，圍繞膝下，但樂而不淫。於是平輩稱他爲「阿德哥」，晚辈稱他爲「虞洽老」，以示對他的親切與敬重，他樂而受之。他歷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寧波同鄉會會長、工部局華董、國民參政會参政員，以及無數社團的首長，這都不是偶然倖致的。故此衆友好爲他努力改西藏路爲「虞洽卿路」之獲成功，更非倖致。如今說明區區在這個順水人情中的經過，絕非表功；寫此簡介，亦非溢美。事實如是，以見交情，以誌追思而已。
（轉自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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