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侵略者掠夺上海民族的又一罪证:1956年北京的面子工程,一批上海名店被搬到北京

上海遷京名店如今在北京的門臉

一件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

1956年初春,印度新任駐華大使小尼赫魯一紙「投訴信」遞到了外交部。這已經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類似的投訴了。作為一國之都,北京的服務業確實差強人意。當時,北京的服務業僅有兩萬多家,其中一半是飲食業。雞毛小店、通鋪大炕、食品擔子、剃頭挑子和提籃叫賣的串街小販,支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為了挽回影響,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魯專程到上海改西服。清嘉慶年間,上海就有專門的西服店。當年國人稱外國人為「紅毛」,為「紅毛」做衣服的裁縫就被稱為「紅幫裁縫」。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聖手」之稱的余元芳為小尼赫魯改衣。余師傅不負眾望,只花了兩天時間就把西服改好了。

小尼赫魯非常滿意,當場要余師傅再做一套,並且為他的妻子、兒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後來,小尼赫魯在給外交部的表揚信中說,他到過很多國家,也買過很多西服,但從來沒有這麼漂亮、舒適、挺括的。

「紅幫裁縫」為新中國挽回了面子,但偌大一個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層的關注。1956年為了「繁榮首都服務行業」,中央決定遷上海名店進京。

「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

1956年3月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藍天時裝店來了兩男一女三位顧客。女顧客拿來四塊料子想做褲子。營業員一看其中兩塊淺藍色的料子不適合做褲子,可女顧客執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時候,她穿著新做的褲子蹲下、站起,照著鏡子來回打量,非常滿意。後來,店方才知道,這三位顧客是北京服裝公司經理連方、副經理兼上海遷京聯絡組組長方華和業務科長萬家驥。他們遠道而來當然不是為了做褲子,而是來考察上海服裝店的。

接到中央指示後,北京市政府馬上責成北京市第二商業局與上海市第一商業局接洽,研究上海服裝店遷京事宜。經過明查暗訪,北京方面開列了包括「鴻霞」「造寸」「萬國」「波緯」「雷蒙」「藍天」等在內的21家服裝店的名單。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裝店,而且無一例外都開在上海的核心商業區。

當時在張豐記服裝店做店員的鄭祖芳記得,3月14日晚上,他與許多上海同業一起,被集合到上海新成區區工會開動員大會。會上,區領導動員說:「北京作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務業,希望大家踴躍報名,繁榮北京服務業。」

當時,北京開出的條件相當優厚。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的「上海市一商局與北京市服裝公司簽訂的調用商業人員協議書」上寫著,北京方面不但負擔上海來京人員的路費、提供來京後的住宿,而且保證來京人員原有工資不變,家屬一年之內全部調入北京。

面對如此優厚的待遇,「紅幫裁縫」踴躍報名。雖然,他們也聽說北京風沙大,氣候乾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當年在萬國服裝店工作的張永福說,「剛解放,大家心氣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榮的。」

遷京工作進展神速,僅僅一周之後,區政府工作人員就幫各家店鋪打點好了行裝。21家上海服裝店、208名從業人員,分兩批乘著火車浩浩蕩蕩來到北京。

服裝業遷京後,理髮、照相、洗染、餐飲等行業也陸續來京。當年,北京市分管這些行業的是北京市社會福利局。據檔案記載,1956年5月社會福利局副局長王崇續專程趕赴上海,與有關方面洽談照相、洗染、理髮等名店的遷京事宜。經過協商,雙方敲定將「中國」「國泰」兩家照相館,「普蘭德」「中央」兩家洗染店,「華新」「紫羅蘭」「雲裳」和「湘銘」四家理髮館遷到北京。

中國照相館的老人兒都記得,最初這份名單中並沒有中國照相館。一天,王崇續在街上無意中看到中國照相館的櫥窗最精美。一打聽才知道,中國照相館不但技術力量雄厚,而且員工平均年齡只有三十出頭,很有發展潛力。於是,他把中國照相館的名字也加了進去。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髮、照相、洗染業的師傅們,帶著傢伙什兒,坐著同一列火車開赴北京。隨雲裳美發廳遷京的康邦章師傅記得,當時南京長江大橋還沒有建成,火車車廂要開到輪船上,擺渡過江。經過30多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他們才到北京。

對於「遷京」,康師傅至今仍覺得萬幸,「原來光顧美發廳的主要是歌女啦、舞女什麼的。解放後,這些人都沒了。我們幾個美發廳都開在同一條街上,生意越來越清淡。」康師傅說。起初,領導跟他們說是要支援大西北,沒想到最後去了北京,康師傅覺得自己太幸運了,「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

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師傅們都很興奮。趁著新店還沒開張,他們遊覽了心儀已久的故宮、北海、頤和園,體會到跟十里洋場截然不同的悠遊、閒適的老北京風情。

但興奮過後,許多現實問題擺在眼前。半個世紀後,幾乎所有老師傅都會說到吃不慣。張永福說:「我們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饅頭、麵條,很不習慣。」北京的風沙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講究儀表,剛到北京的時候,張永福出門一身白西裝、一雙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沒辦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說到對北京的第一印象,康師傅把頭一縮說:「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在康師傅的記憶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們這些南方人哪見過這個?趕快上街買棉衣,我們都是穿著單衣來的呀。」此外,冬天生爐子對於這些初來乍到的上海人也是個不小的挑戰。康師傅說:「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沒有生爐子的習慣,北京可不一樣,取暖、做飯都靠它。」頭一回生爐子,把康師傅折騰得不輕,任他使出渾身解數,愣是點不著,「多虧街坊大媽幫忙,告訴我得先放炭,點著了以後再往上加蜂窩煤。」康師傅說。

「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這四個遷京的理髮館,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城、西城、崇文、海淀各開一家。可是,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大家一商量乾脆四家聯合開一家大理髮館,名字就叫「四聯」,取四家聯合之意。康師傅記得直到「文革」前,「四聯」的牌匾上除了「四聯理髮館」五個字外,還有一行小字寫著「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四家聯合」。地點就選在金魚胡同33號,原來開在這裡的東單理髮館,只好給它騰地兒,搬到斜對過兒的紅星胡同去了。

最好的地段都給了上海遷來的名店,下面就要看上海師傅們的手藝了。

上海師傅

上海遷京店鋪開張後,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服裝、髮型、照相手藝的精緻與時髦,北京人早有耳聞。在家門口就享受到這些服務,大家能不樂嗎?

「在『四聯』理個髮要八毛錢,其他理髮館才兩三毛,剃頭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銘珍去「四聯」奢侈了一把。「那是我頭一回擔任一場國際會議的保衛工作,所以我決定去『四聯』理個髮,精神精神。」王銘珍回憶,那時候他可是壯著膽子去的。因為在他印象里,去「四聯」理髮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員。一進門,理髮員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來,「說話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寶林的相聲似的,洗頭都說,『打一打好吧?』」王銘珍笑著說,「『四聯』從上海帶來10把美國進口的大椅子,坐著倍兒舒服,每人八條毛巾……上海師傅活兒好,服務也好,讓你花了錢心裡也高興。」

康師傅記得「四聯」剛剛開業的時候,每天早上開門之前門口都會排起大隊。有一年臨近春節他們更是早上五點鐘就營業,一直忙到夜裡兩點才下班。夜深了,師傅們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華池」忍一宿。可是,剛躺下沒半個小時,就被叫起來了。原來,「四聯」門口的隊伍已經排到米市大街了。「東城區委一看這可不行,趕快開門吧!」於是,康師傅他們只好睡眼惺忪的,又幹起來。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頭的習俗。康師傅笑著說:「那個月我掙了120多塊錢,都超過處長了。」

距離「四聯」不遠的中國照相館也同樣火爆。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有人在門口排隊,即使下午三點就停止發號,生意依然會持續到晚上十點。那時候標準像、全家福、禮服照、婚紗照,「中國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館,「中國照相」的禮服更時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講究。當時,人們都以有一張印有「中國照相」字樣的照片為風尚。

一位70多歲的老顧客回憶,當年他去部隊報到路過北京,特意趕到這裡照了平生第一張照片。為了這張照片,他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差點沒趕上火車。

上海名店不但帶來了高超的手藝,還帶來了很多上海獨有的經營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協會的常華記得,那時所有遷京店鋪牌匾的顯著位置都會寫著「上海遷京」四個字,中國照相館還把印有自己名號和價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顧客隨意取閱,「當時他們的廣告意識已經很強了。」

做了50多年服裝店營業員的鄭祖芳,即便已經退休十多年,仍然保持著每天穿西服打領帶的習慣。那種老上海特有的精緻已經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

不過,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土不服的。「美味齋」是這次遷京老字號中為數不多的餐飲業。在上海這家以「菜飯」聞名的飯莊,每天營業到晚上九點還門庭若市,但到北京以後,由於找不到更好的位置,「美味齋」被安排在菜市口。當時的菜市口遠離鬧市,每天天一擦黑兒,大街上就沒人了,而且又地處老北京扎堆兒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難得到認同。開業後很長時間,飯店都在虧本經營。不過「美味齋」咬住牙堅持上海口味不變。漸漸地這裡成為在京南方人聚會的地方,老北京人也願意來嘗嘗鮮了。

落戶北京不容易

相比商業上的成功,上海遷京的師傅們落戶京城,就不那麼順利了。如今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康邦章師傅,提到當年在北京安家的過程還免不了一肚子牢騷。

康師傅說,當年北京市福利公司跟他們簽合同時保證,家屬是城市戶口的三個月內遷京,農村戶口的一年內遷京。康師傅老家在江蘇鎮江農村,他愛人是農村戶口。眼看著同事城市戶口的家屬都順利進京了,他愛人的戶口問題卻遲遲解決不了。康師傅說,同事中像他這種情況的大有人在。事情拖了兩年也沒解決,大家都不幹了,甚至嚷嚷著要「罷工」。當年康師傅正在積極要求入黨,作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及時了解、匯報群眾的思想動態。當他把「罷工」的消息報告給福利公司時,領導上還挺緊張的。「其實,大家哪兒敢『罷工』,過過嘴癮罷了。」不過,經過這麼一折騰,公司終於開始認真解決家屬戶口進京的事兒了。「北京這邊願意接收了吧,農村又不放了。」康師傅說。當年他愛人年輕力壯,在農村算個壯勞力,農村死活不放人。即便是這樣,康師傅的愛人還辦了個臨時戶口,帶著孩子來了北京。康師傅記得,上世紀50年代末中央號召所有住在北京的臨時戶口都回鄉,他老伴帶著孩子頂住壓力愣是不走。結果,扛了幾個月,中央下文件,所有在北京3個月以上的臨時戶口都變成正式戶口。「當年好多人頂不住都走了,幸虧我們沒走。」康師傅感到萬幸。

說起自己在北京紮根的艱辛路,康邦章感慨不已。雖說是集體遷京,但是他們一家最終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戶口和工作,也著實不易。

現在問起康師傅:「您認為自己是北京人?還是上海人?」他還是會陷入兩難的選擇,就像他的口音既不是上海話,也不是北京話。然而,他自幼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卻沒有這種身份尷尬。他最小的兩個孩子都生在北京。「男孩叫『京生』,女孩叫『京花』。這都是派出所警察給起的。」康邦章說,「生在北京,當然就是北京人了。」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8omev9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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